刘光第“坐以待捕”的主观动因
苏全有
戊戌政变时，刘光第与谭嗣同都是“坐以待捕”、慷慨就义的维新志士。对于谭嗣同拒绝逃避之缘由，史学界有一定研究，而对刘光第不肯出逃的主观动因，却缺乏探讨。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幻想一讯而明
刘光第“坐以待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朝廷的幻想。他自认为行动上不属于“康党”，不难一讯而明。刘光第的政治思想当中，有些主张在当时来说是比较激进的，与康、梁等维新派领袖的看法相差不大。刘光第的政治思想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爱国主义思想，二是变法维新思想。在刘光第的言论中，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坚决主战，主张“借彼之利器以制彼之要害”①；对于封建社会的黑暗，他予以无情的揭露。刘光第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维新思想的基础，他说：“天时人事，行至穷尽处，必当变通而尽利。”②这种变易思想与当时的维新思潮是合拍的。至于变法内容，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是畅言民主，反对专制；经济上是要求西学，振兴工商；军事上是赞同整顿军备；文化上是改革科举，废除八股。这些主张基本上与康、梁等维新派的看法一致，而且多在百日维新中得到了体现。
不过，刘光第并不像康、梁那样办学会、报纸和编书，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只是私下议论，并且非常谨慎。当时富顺籍的京官有七八人左右，刘光第只与王抡三等个别人交往较密，私下交流思想除一二知己外，“绝不以之告之”③。刘光第在给刘举臣、刘庆堂父子的信中经常谈及自己的思想，他之所以对他们“尽情倾倒而出，只以谊同骨肉，可共商量耳。又以慎密如叔父子，必不致扬泄；不然，亦岂敢以京中大局，轻向他人告者哉。”④清康熙、乾隆年间，京信皆不封口，过关津都要验看，如有涉及国家大事的内容，要立即烧毁，而到了嘉道年间，京信都已封口，并变得越来越保密。即使如此，刘光第仍千叮万嘱刘举臣，“以后即与叔处之书，亦自当慎密而不轻言矣。”⑤刘光第认为，“综观已往，熟察当今，谨言是第一要义。乃往往情不自禁，多获愆尤，事后追思，懊悔无及，直堪痛恨！盖此关必破，工夫始得下手处也。”⑥他对谨言之重视程度，于此可知。刘光第不仅谨言，而且慎行。在19世纪末叶中国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刘光第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其强烈的爱国心与责任感，促使他忧国忧民，对于官场的腐败，十分不满。但是，刘光第并未把自己的不满公之于众，他从儒家经典和生活中领悟到了“忍”字的重要。他说：“用猛力者鲜奏功，无成心者多得意。然非忍耐得过，亦何从得到好处。忍耐二字，真无穷受用哉！试观古来圣贤豪杰、大学问、大事业，何一不从忍耐中出。今人一不称意，便发躁舍去，焉有成熟之时乎？我辈为学，当切戒之！”⑦刘光第平时为官，言行十分谨慎，不满只是蕴结于心，所以，了解他的思想的人了了。唯一公开暴露他的激进思想、主张的是《甲午条陈》，但条陈又因堂官不肯代奏、相识的御史亦不肯发难而未能上达，因此，知之者较少，影响亦不甚大。刘光第在家信中说：“条陈虽未得上奏，而衙门中暄然传之，各省亦多传说”⑧，不实。事实上，条陈只有刘光第的一些同乡、同僚知道，更多的官僚士大夫只是知道侍御安小峰上有奏折，而不清楚刘光第亦有条陈，个别略有耳闻者要求看阅，亦遭拒绝，如侍御高理臣，曾托王鸿甫同年讨取条陈底稿一阅，刘光第“未应之”⑨。刘光第有比较激进的言论，但在行动上却并非如此。出于救亡图存的爱国愿望，刘光第认为只有维新变法，国家才有希望，但在行动上他并不和兼有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目的的维新派同步。1897年，刘光第作了《湖广总督张公六十寿序》，在该文中他写到：张之洞“复移两湖，则举一切维新之政。”⑩可见，刘光第思想中的维新包括张之洞在两湖所办的洋务，他把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也划入维新派的范围之中了，没有认清洋务与维新的差异。1898年4月，刘光第参加了保国会，但却对维新派的这一组织颇不以为然，“绝恶之”B11。5月，孙家鼐奏请将《校邠(bin)庐抗议》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签注意见，得允。刘光第应命而作《论＜校邠庐抗议＞》，对冯桂芬的保守主张如“立宗法”、“复古礼”等基本上全盘接受，建议“今但推广遍行而已”B12。对于兴民权，刘光第认为“窃谓此事，宜待学术大通，性情大同之后，举而行之，乃可无弊”B13。这虽然比冯桂芬“似不足为典”的认识进了一步，但与同时期康梁等维新派的大肆鼓吹相比还存有一定距离。9月入军机后，在处理曾廉上书事件上，刘光第“以百口保康、梁之忠”，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与他同班值宿的谭嗣同“邀与联名”、“不能力拒”B14所致。刘光第自认为属中间派，“并无新旧之见”，主张“维新守旧，咸得其宜”，“大廷一日尽易贤人君子”，“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对于“新旧两党，互争朝局”，他表示“寒心”B15。他赞同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却又说：“法当变，不当变自康有为，康有为京中三辱。”B16至于光绪帝实行的百日新政，他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其新政措施失宜，将于诏对时切言之。”B17
刘光第的言行是矛盾的，其言论方面的激进性，由于自己的谨慎而鲜为人知，但行为方面的落后性却是公开的，所以他的同僚、同乡多认为他不属于“康党”，而是中间派，他们说刘光第“于政事无新旧畛域，斟酌最平允焉。”B18以至于刘光第“血染菜市口”，“天下人士，无知与不知，皆冤之”B19。曾远夫听说刘光第死讯，“为五言哭之”，诗中说：“不谋旦夕间，遽被池鱼殃。古无终沉冤，是非理自彰。死后望昭雪，言之断人肠！”B20即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正是由于刘光第在行为上不属于“康党”，言论上的激进性又为谨慎所掩盖，所以刘光第认为慈禧下令逮拿的是维新人士，与自己无关，不必逃避，自己遭捕被囚，是一个误会，“自问无过，不难一讯而明，”B21因此，在被捕入狱后，还诵读《朱子全书》、《周易》等书，“陶然自喜”B22。可见，刘光第根本没有想到杀身大祸行将来临，所以当9月28日慈禧下令将“六君子”绑赴菜市口行刑时，他十分诧异，并询问监斩官刚毅：“未讯而诛，何哉？”得不到回答，他又大声质问道：“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B23直到临刑时，刘光第对清王朝尚抱有幻想，他一直认为“本朝宽大”B24，这是导致他“坐以待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忠君思想及仕途上的考虑
忠君思想、仕途上的考虑是刘光第“坐以待捕”的又一重要原因。刘光第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忠君思想根深蒂固。其父刘宗准喜欢看野史杂书，“积数十种”，“时举古忠节义烈事，坐室中对王恭人数之。光第时尚幼，亦知扶床而听焉。”B25刘光第科举出仕后，效忠光绪皇帝，光绪帝在他心中是圣君，至高无尚，他赞同光绪帝对康、梁变法维新的态度，以为光绪下定国是诏，“改图百度，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文，驰八旗之禁，下诏求言，令州县市民均得上书言事，”是“奋发有为”B26之举。对于因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造成的光绪皇帝的傀儡地位，刘光第十分不满，在《甲午条陈》中他说：“皇太后现已六旬，正当颐养天和，宁神谧志，皇上亦何忍以军务倥偬之急，更倾懿虑焦劳乎？应请皇上圣裁独断，即当重要事件，亦宜自运宸衷，无复重劳慈听。”B27这种言论，在当时有杀身的危险，而刘光第置之不顾，他对光绪帝的忠诚，昭然若揭。刘光第对光绪帝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他认为战争的胜败，“决之皇上一人而已”B28，社会的兴乱，亦“在独揽乾纲之一人”，皇上英明，“大小臣工，靡不战兢奉职，无敢不公，无敢不敬。”B29因此，当刘光第入军机后，由于对新旧党争的不满而产生归隐之念时，“惟圣恩高厚，急切不忍去耳。”B30戊戌政变爆发后，光绪皇帝被囚于瀛台，刘光第出于君辱臣死的忠君思想的考虑，拒绝出逃。
对刘光第“坐以待捕”产生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仕途上的考虑。刘光第出生在一个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里，“世勤陇亩”，兼为“贾人事”B31，家境十分贫寒。其父刘宗准“读书而家贫，不得一年辄弃去”B32。为了摆脱贫穷的压迫，刘氏夫妇省吃俭用，甚至“卖屋而买书”B33，供子读书。刘宗准说：“人生何必多财，但得有勤读书儿，则乃是活宝矣”。“由是督光第兄弟读甚力”B34。其母王氏“识字不多，而最喜儿子读书，”B35她尝指谓光第曰：“忆吾产汝之前夕，颇梦怪异，汝父曾言之，后汝须贵。”B36刘氏夫妇望子成龙、博取功名、光耀门庭之心之迫切可知。后来刘光第在数年间就科举出仕，由一介寒士变为一名京官，实现了父母的愿望。清代京官待遇不高，刑部主事一职，刘光第并不满足，他一直试图进入上层官僚士大夫阶层，这可从他平时的言论中看出。刘光第在给刘举臣的信中说：“阅历既深，更事亦久，然后行吾之志，时会如有可乘，尚欲为国家极力振作一番”B37。刘光第一开始试图补缺放外，后来富顺县令、每年资助刘光第百金的陈锡畅写信劝他“避提牢而薄章京（军机章京也）为是”，刘光第“谓之知己”B38。面对“寥敦彝竟至革职，永不叙用，发往军台”，李节之虽“无恙，然亦险之又险矣”，刘光第“以此见外官之不易为”B39，自己的“路数”不是放外补缺，而是象康熙年间的名臣魏果敏公那样做朝廷大臣，他希望一朝大任忽寄，“或有忽然振作之一日，乘此机会，尚有可为，而平生自许之志，亦借以稍酬一二”B40。1893年，好友王抡三“得郎中掌选，明年稳得京察一等，简放道府。而近颇多病，其气颇馁，屡言欲乞告还乡。”刘光第“尝出苦言力争，劝其待到明春京察过堂时再议”，否则将为山九仞，功亏一篑B41。从中可见刘光第仕进之心。清政府的腐败以及前途之叵测，使刘光第产生了归隐之念，1895年9月，他告假只身自天津泛海南下武平，1896年7月返京，刘光第之所以仍然“含忧茹愤，徘徊国门者”，就是由于他认为“出山一行，并未报君父之万一，心实不甘”B42。刘光第忧国忧民，对于无能之辈窃居高位，十分不满，他说：“忧危之徒俱在下位，而居高位者咸非其人，斯卒无救于国亡耳”B43。他希望光绪帝“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重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B44。对于自己的“发迹”，刘光第抱有殷切希望，认为是迟早问题，自己年仅三十有余，再过十年，才四十出头，“岂得为迟？”况且“自审尚不至沉滞也”B45。所以，当光绪帝被囚后，刘光第出于仕途上的考虑，不忍抛却一酬宏志的机会，静观时变，是以被捕。
由上可见，对光绪的忠心以及仕途上的迁升是刘光第不愿逃避的主观动因之一。
(三)逃避无望
刘光第“坐以待捕”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对逃避不抱希望，认为可能性不大。
刘光第之父刘宗准平日“安步寡言，与物无忤。”B46光第与父亲一样，性格亦属内向型。年少时，他十分胆怯，做了京官以后，性格也没有什么改变，与人交往较少。梁启超是当时的知名人士，与刘光第于1897年订交，在《戊戌政变记》中他说刘光第“性格重敦笃，不苟言笑。”B47陈三立是湘抚宝箴之子，后来刘光第被举荐为军机章京，三立之功居多。他认为在“六君子”当中独刘光第“谵泊遗物，不轻与人接”B48。胡思敬在《碑传集补》中说刘光第“恂慎寡交，稠人广坐中，或终日不发一言”B49。刘光第也曾说自己“冷僻犹昔”，与世“寡相谐”B50。内向的性格使刘光第于社交活动，既不擅长，也不感兴趣。他“见酒不思”，“素不饮酒”，又很少看戏，除了“必不可以已者应酬之”以外，一般交往很少。“在人稠中”，他也“不善作便佞趋承之状”，以至于“众皆木石视之”，“又其下仇雠视之矣”B51。由于少交往，避酬应，所以刘光第入军机前名声并不大，胡思敬说他“官刑曹十余年，虽同乡不知其名”B52，宋芸子、高楷也有类似看法。受刘光第的影响，其夫人张氏整日在家忙于操劳家务，照料儿女，虽然“与吏部家同巷而处，数年，未尝有一个女婢以通往来者”B53。刘光第对于交往应酬，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士大夫讲套数，为官场之弊，交友之道，“以势力交者，势去则乖；以声华交者，声销则改；以文字交者，文胜则多伪；以血气交者，气衰则寡终；唯以性情交兼道义交者，为能淡而弥永，久而无敝”B54。刘光第讨厌官场应酬，除了值班外，多闭户读书。他从小受正统儒家思想教育，以“修身、齐家、平天下”为处世之道。他认为，“吾人今日为学，只有闭户读书，澄心观理，不夺于邪说，不摇于俗尚，沈潜反复，涵养既深，驯至道明德立，然后徐出所学，以与海内同志相质证”B55。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刘光第发愤读书，“大暑无亵容”，“群书环拥如城”B56。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不惜借钱购买《廿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特别是在他没有按上司的指示处理案件后，更是“绝迹不诣署”，“退而闭户勤学”B57。随着他“阅历世故渐深，愈觉为学之有味”，“庶几可诋消外面纷华之念”，并认为“以一世之浮华，较诸千秋之事业”B58，不可相提并论。刘光第不参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社交往来，一心求学，使人们对之多产生高傲、不可亲近之感。入军机后，某藩司按惯例馈送礼物给各军机章京，只有刘光第不受，有人为此说：“人受而君独拒，得毋过自高乎?”B59凡升入军机的人，内侍都索取赏钱，但刘光第不给；礼亲王生日，同僚都去拜视，刘光第不去；军机大臣裕禄升礼部尚书，同僚都去祝贺，他也不前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认为他性情高傲，以至于深知刘光第的刘式之都写信劝他不可有自是之心，陈锡鬯也劝他“稍敛刚果之气，俯就时趋”B60。在日常生活中，刘光第只与吏部郎中王抡三、军机章京杨锐等同乡交往较密，刘、王二人“望衡对处，夙夕相过，倾臆罄谭，契分颇为不浅”B61。1893年5月王抡三病死后，刘杨二人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了，杨锐之子杨庆昶说其父“唯与刘光第相契相归”B62，《清史稿》记载刘光第“独与杨锐善”B63。除了王抡三、杨锐二人外，刘光第与其他人的交往就很少。至于刘举臣、刘庆堂父子，每年资助200金给刘光第，刘光第与他们只是信札来往。以上可见，由于内向型性格的影响，致使刘光第“少交游”，“避酬应”，闭户读书，因而他在当时官僚士大夫阶层里知交不多，国外知交更是了了。而康有为、梁启超、张荫桓、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则不同，这些人交往很广，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有的出入上层官僚圈子，有的与洋人交往颇密，因此，当戊戌政变爆发后，他们可以在国外人士的帮助下，逃脱慈禧的追捕。而刘光第既无国际人士的帮助，又无国内侠义朋友的保护，只有自己的一个学生、《周易》研究专家周孝怀飞奔报信。所以当戊戌政变爆发后，他对逃避成功缺乏信心，自认为可能性不大，故而“坐以待捕”。
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刘光第既对逃避不抱希望，又对留下来辩白脱身抱有幻想，如果罢官归田，也算做到无愧于“圣君”光绪了。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作出“坐以待捕”的决定，是很自然的。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刘光第“坐以待捕”的主观动因，与谭嗣同完全不同。在谭嗣同的思想中，佛学思想占有很大成份，他相信“人为不死之物”，志在“超出此地球”；他“坐以待捕”，自动赴难，其目的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唤起国人为自由和富强而奋斗，而刘光第则不同。二者“坐以待捕”的主观动因的差异，非常明显。
注释：
①刘光第：《南旋记》。
②③④⑤⑧⑨B24B29B37B38B39B40B41B42B43B44B45B58B60B61刘光第：《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
⑥B51B54刘光第：《都门偶学记》。
⑦刘光第：《开砚海记》。
⑩刘光第：《湖广总督张公六十寿序》。
B11宋芸子：《刘光第传》，《富顺县志》。
B12B13刘光第：《论<校邠庐抗议>》。
B14B49B52胡思敬：《碑传集补·刘光第》。
B15B26B30刘光第：《京师与厚弟书》。
B16赵念君：《由香宋诗文中见到的刘光第、杨锐》，《四川文史资料》第29辑。
B17B18B19B21B22B59高楷：《刘杨合传》。
B20《半隐山房诗集》(稿本)。
B23B57B63《清史稿·刘光第》。
B25B32B34B46刘光第：《赠中宪公家传》。
B27B28刘光第：《甲午条陈》。
B31刘光第：《曾大父家传》、《先大父家传》。
B33B36刘光第：《先妣述略》。
B35刘光第：《王太恭人家传》。
B4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刘光第》。
B48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刘光第》。
B50刘光第：《上张安圃师书》。
B53刘光第：《余淑人寿序》。
B55刘光第：《书赠唐晋渊》。
B56赵熙：《刘大夫传》。
B62杨谷：《记清光绪给杨锐的密诏及杨庆昶陈情》，《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