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第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倾向
苏全有
刘光第是晚清中国为维新变法英勇牺牲的爱国人物，对于他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立场，目前史学界众说不一，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胡绳、徐昌义等人认为属洋务派；范文澜等人认为属帝党；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笼统地称之为维新志士，誉之为“六君子”之一。对其评价问题，汤志钧认为“犹需综其毕生言行，根据历史事实，分别对待。”①
下面笔者将就刘光第与维新派、洋务派、帝、后党的关系作一论述，以探讨他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倾向。
刘光第与维新派的关系，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思想言论方面，二是政治活动方面。
甲午战争的结果是素为清朝统治者所轻视的小国日本击败了大清帝国，这对中国朝野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200兆以后始也”②。大梦初醒的清朝官僚士大夫，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急于寻求救国图存的道路。在西学的影响下，其中一部分人对儒学产生了怀疑，要救国救民族，只有以日本为榜样走明治维新的道路，实行维新变法。刘光第作为一个进步的爱国官僚士大夫，也认识到了维新变法的必然性、迫切性。他认为，中国如果还不变法，或者虚名无实，将会面临“不堪设想”的境地。“惟智者，于此欠利，即于彼改图。或舍其旧而图其新，或开其美以补其恶，……即易理所云穷则变，变则通之说也。”③不仅如此，刘光第还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救国主张。首先在政治上，反对专制，主张民主，要求设立议院，言论自由，许量力自陈等。在一封私信中他说：“现在归公办理之事，毫不认真，此中国君权不行之故，果能如外国参用民政议院便好。”④敢于怀疑君权，肯定西方议会制度，这在当时可谓凤毛鳞角。经济上，他主张向西方学习算学、测量、天文、兵轮炮车等先进技术；对内主张裁减冗员，以节省糜费，废除厘金，设立商务专官，讲求农工水利矿学，允许私人开设公司等。军事上，主张开设武备学堂，聘用洋将训练军队，“一意整顿练军，饬各省督抚讲求将才，修备关隘，精研机器等局。”⑤文化上，主张改革科举，加入算学、测量等考试内容，科举之外辅以特举之法，废除八股，重用士人以开民智等等。刘光第对八股深恶痛绝，大加鞭挞，他说“方今学徒，五经未毕，其父若师，即岌岌以作八股为急务，噫！是已将其子弟陷害终身矣。”⑥以上几个方面的主张，与康、梁等维新派基本相同或相似。但是，二者终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康、梁等维新派的主张要稍微激进一些。刘光第主张维新，其出发点是为了救亡图存，维护光绪的开明统治，这是由其阶级立场决定的，而对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并不主张马上实行，这些都与康、梁等维新派不同。由上可见，刘光第的维新思想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相差不大，只是个别地方与康、梁维新思想有一定距离。但是，在政治活动上，却拉大了与康、梁维新派的差距。
1884年，刘光第写了著名的《甲午条陈》一文，该文从爱国救亡的目的出发，向光绪帝提出了四条主张：一请皇上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二请皇上下诏罪己，固结人心；三请皇上严明赏罚，以操胜算；四请皇上隆重武备，以振积弱。其中主要内容是主张“圣君”光绪独掌大权，而对“变法”却没有提及。条陈虽然在一些官僚士大夫中流传，但却由于堂官推诿而未能上达，因此影响不太大，与半年后的“公车上书”不能相提并论。
18884年，刘光第写了著名的《甲午条陈》一文，该文从爱国救亡的目的出发，向光绪帝提出了四条主张：一请皇上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二请皇上下诏罪己，固结人心；三请皇上严明赏罚，以操胜算；四请皇上隆重武备，以振积弱。其中主要内容是主张“圣君”光绪独掌大权，而对“变法”却没有提及。条陈虽然在一些官僚士大夫中流传，但却由于堂官推诿而未能上达，因此影响不太大，与半年后的“公车上书”不能相提并论。
1896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设《时务报》，四川成都、重庆设有分局。刘光第颇致力于宣传《时务报》，写信给星潭、宋芸子、刘庆堂等人，“劝其将报广为流”，并多次强调《时务报》为“必读之书”。推广《时务报》，在当时对维新运动的发展当起推动作用，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开固陋，俾吾川士商周知中外时务”⑦，以便成就人才，蔚为时用，维护“圣君”光绪的开明统治。
1897年，刘光第在写给张之洞的一篇寿文中说：“今日赢海大通，万国咸会，有能赞辅吾君，力行周孔之教，修明礼乐，使吾仁让居敬之学，遂以流出中国，而化及敷天，尤为不朽盛业。其寿与天无极者，公亦傥有意欤”⑧。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希望自己所崇拜的“贤臣”张之洞，赞辅“明君”光绪。这种“明君贤臣”思想，并未脱离封建儒家思想的窠臼。
1898年3月，刘光第、杨锐等人倡设蜀学会于北京皮库营四川会馆，由外官、京官捐助数千金，添购书籍仪器，聘请中外教习，定期会讲时务之学。创设蜀学会的目的是为造就人才，“备朝廷之器使，下以为乡里之师儒”。
同年4月，康梁等维新派于北京设立“保国会”，其宗旨是“保国”、“保教”、“保种”，刘光第“翩然来为会员”，并注名门薄。他虽然参加了保国会，并为梁启超等人目为会员，但事后对于保国会“绝恶之”。
9月4日，由于湘抚陈宝箴的推荐，光绪召见了刘光第。在奏对中他力陈时危民困、外患日迫等中外积弊，要求皇上虚怀倡导，力矫冗滥，而对于变法维新，并未提及。顽固守旧的高楷说他“有古大臣格君之义，非伪儒匹夫专言变政，其言洋溢新奇，而实皆掇拾西人唾余者比也。”⑩次日，刘光第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他虽然列名“军机四卿”，参予了新政，但又与军机大臣刚毅等顽固派分子相妥协，“以要件商诸大军机”，认为“不能僭越大军机之权”B11，以至于9月28日刘光第被当作康党分子血染菜市口，“天下士无识与不识皆冤之”B12。
综上所述可见，刘光第在政治活动中对变法维新的态度，没有他在私下言论中表现的那样激进，他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是当时畸形社会下中国封建官僚士大夫矛盾心理的表现，正如汤志钧所说，他“并非康党”。
关于刘光第与洋务派的关系，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说：“张之洞插手百日维新，已见前文，军机四卿中的杨锐、刘光第就是他的人，光绪皇帝的许多新政诏书是按洋务派的精神写的，当然也和他们有关。”胡绳认为刘光第当属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汤志钧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也说：“杨锐原为张之洞亲信，与洋务派关系密切，”又说刘、杨二人“思想行谊，实多相似。”不错，刘光第和杨锐一样，对张之洞顶礼膜拜，期望很高。汤著说他“于地方督抚，实眷恋张之洞，”确为事实。1897年，刘光第作《湖广总督张公六十寿序》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是希望张之洞进京为军机大臣，辅佐光绪，维护周孔之教。可见，他对张之洞寄予殷切希望。在其思想主张中，许多与洋务派相似，有一些主张本身就是洋务派早已提出的、或试行过的东西，如募洋将训练军队，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设武备学堂等。但是，刘光第与杨锐不同，不是洋务派成员。1898年，他在论述《校邠庐抗议》的“制洋器议”中说：“我中国讲求洋务，数十年矣。吾今造一船，制一器，必用洋人；甚至我使臣出驻各国，必须雇坐他国之船，而招商局船，每月轮行江海者，犹必雇洋人管驾，岂非有名无实之显然者乎？他可想见。此无论不能争雄海上，即求保卫吾围也难矣。”对于洋务派头子李鸿章鼓吹的“内图自强”主张，刘光第说：“所称图自强者，二十年来，生聚教训，想已大有可恃，以下无负文正，而上可报国家者欤？”B13可见，刘光第对洋务派多有微词。
杨锐、刘光第二人之间的交往虽然很密切，但二者与张之洞的关系，差别很大。杨锐是张之洞的“第一亲厚之弟子”，在北京的主要消息来源，二人联系很密。1897年，张之洞六十寿辰，杨锐前往武昌祝寿。他之所以得以在百日维新期间升任军机章京，也是得力于张的暗中帮助。戊戌政变后，杨锐入狱，张之洞还电请荣禄、王文韶（由盛宣怀转）等人，以百口保之。后来，张之洞再督两江，游览鸡鸣寺，徘徊于当年与杨锐尽夜酒谈之处，大为震悼，捐资造“豁蒙楼”，以为纪念。相比之下，刘、张的关系就相差很远了。刘虽然对张非常崇拜，但二人交谊很浅，仅于1896年在武昌“痛谈时事”，这是二人一生中相见的唯一一面。1897年，刘光第为张之洞作了一篇寿文，颇受“欣赏”。二人关系仅此而已。至于1898年陈宝箴举荐刘光第，主要并不得力于张之洞的帮助。张之洞打算推荐杨锐，以门人避嫌，转而让其下属陈宝箴举荐，但张、刘二人并无门人之嫌可避，张也并未举荐。刘光第之所以被荐，是由于其同乡华阳人乔树枬与陈三立（陈宝箴之子）交往颇密，言谈中“时时称述光第行谊”B14，陈三立转告于其父陈宝箴，故得以被荐。刘光第入狱后，《张文襄公全集》中没有张之洞上奏救援的记载，当时其他人也没有提到张之洞救刘之事。后来杨啸谷在《刘光第传》中说：“当先生被逮，乔得耗，急奔赴津，密电南皮，南皮径电直督荣，乞代奏，中有‘刘杨善类，臣愿以百口之家保之’句……。”不知从何得知。总之，刘、张二人的关系并不密切，刘光第充其量只是张之洞的崇拜者，而非同党，更非亲信。杨锐之子杨庆昶说其父“实惟与刘光第同其本末”B15，“惟与刘光第相契相归”B16，指的是二人的私交，而非思想。总之，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政治活动上，刘光第都不属洋务派。
刘光第与帝、后党的关系，范文澜在其《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刘光第是积极的拥帝官僚，仇恨后党，不通往来，代表翁同龢系”。范著认为他属于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帝党是由后期清流派发展来的。1889年光绪亲政，后期清流派开始聚集到光绪的周围，以对抗后党。头目为帝师翁同龢，主要干将为志钧、盛昱、张謇、文廷式等人。他们对内主张光绪揽权，反对后党干政，抨击时弊；对外主战，反对妥协。这些特点在刘光第的言行中都有体现。在1888年，刘光第丁母忧家居三年后来到北京，当时的清王朝已经腐败不堪，作为封建自救运动的洋务运动未能阻止清王朝的衰落，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不败而败”更使清王朝的衰败、腐朽暴露无遗。刘光第对于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十分不满，无情地予以抨击。他说：“朝廷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计巧钻营，便私阿上”B17。
对于当时慈禧太后的独断专行，刘光第十分“仇恨”，冒着去职的危险上条陈要求“皇上圣裁独断，即当重要事件，亦宜自运宸衷，无复重劳慈听。”B18
在奏折中反对后党专权，还是以孝道为借口，而在写给其堂弟刘庆堂的信中，他毫不掩饰地说：“兄欲递条陈请太后不必干预政事（权奸阉宦，俱是深结太后，以致大事不可为）。”B19
在堂官不肯代奏的情况下，刘光第并不灰心，而是怂恿相识的御史发难，也没有成功，气得他“含血喷天，决眦切齿”B20，
其愤恨之情可知。在积极反对后党专权的同时，刘光第坚决主张光绪独掌大权，对其心目中的“明君”光绪寄以厚望。他认为甲午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光绪一人，社会风气败坏的原因是由于光绪皇帝的无权，在他眼里，圣明君主光绪“大有振作之气”，“亦有风厉情形”，这是国家之福，臣民们应该“额首相庆”，如果光绪能大权在握，则“国家幸甚，臣民幸甚”。通过上面的论述可见，范老所说的“刘光第是积极的拥帝官僚，仇恨后党，不通往来”，确为事实，但由此而得出刘光第“属翁同龢派系”的结论，确有商榷之处。
刘光第并非帝党官僚，他之所以拥护光绪，是从其“圣君贤臣”的传统儒家思想出发的；他反对后党专权，是从其爱国忠君思想出发的；帝党的主要人物如翁同龢、文廷式、志锐、张謇等，刘光第与他们没有什么交往，相反倒是与洋务派、顽固派的一些人物如杨锐、徐桐等人交往较密。至于帝党首领翁同龢，刘对他多有微词。1895年科举状元为四川资州人骆成骧，刘认为他之所以能拨第一，是由于翁同龢“此次未派阅殿试卷，所以尚昭公道。不然，又将为彼照应私人之具。”B21事实也正是如此，1894年科举状元张謇就是翁同龢特意选拔的门生、同乡。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占领胶州湾，在中德谈判中，德国指名要翁同龢、张荫桓二人为中国方面的代表，连李鸿章也不要。原因何在？刘光第说：“盖此次李相尚有一二据理力争之语，翁、张则甘为人奴而已。”B22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对翁的不满显而易见。刘光第接近维新派，主张变法，出发点主要是爱国，这与帝党成员利用维新派，冒变法维新之名，行加强帝党势力之实不同。
以上我们谈了刘光第不属于康党、张派、翁系，那么，他的政治倾向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刘光第划归哪一派，他与洋务派、维新派、帝党都有区别，不属于三派当中的任何一派。他是一个持中间立场的过渡性人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矛盾性人物。对于当时的社会，刘光第非常不满，主张变法，但同时他对于维新派鼓动光绪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变法，又不无指责，认为新政有许多“失宜之举”。可见，他在思想上既倾向于变法，但又与维新派有区别，他所主张的是维新派所批评的“小变”，而非维新派所提倡的“大变”，他与改革派、顽固守旧派都不同。在行动上，他对于维新党与守旧党的激烈斗争，感到寒心，不愿参与，游离在二者之间，以“无新旧之见”自居，主张“新者，旧者均需用好人”，“大廷一日尽易贤人君子”，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刘光第这个持中间立场的过渡性人物的特点，还可以从其政府同僚的反映中看出。高楷在《刘杨合传》中说：“政府僚友见者，谓君于政事无新旧畛域，斟酌最平允焉”。其好友宋芸子也说：“光第批览签识，政府同列咸谓无新旧之见，公允持平。”B23
持中间立场的过渡性人物的思想是矛盾的，没有较稳定或较完整的政见。刘光第在留离不定的矛盾中虽然自称力持中间立场，但在当时维新力量并不强大的情况下爆发了戊戌变法的形势下，他的行动不可能像他自己或其同僚所说的那样公允，而是左右变化的，前后矛盾的。他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又相信“天不变，道也不变”；他不愿参与新政，害怕引起“党祸”，却又因“圣恩高厚，急切不忍离去”；他虽然“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却又认为“法当变，不当变自康有为，康有为京中三辱。”B24可见，刘光第是一个自称中间派而实际上是在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左右摇摆的矛盾性人物，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畸形社会下一个地主阶级官僚士大夫向资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特点。
注释：
①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51页。
②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1页。
③④⑦B17B19B20B21B22
刘光第：《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
⑤B18刘光第：《甲午条陈》。
⑥刘光第：《都门偶学记》。
⑧刘光第：《湖广总督张公六十寿序》。
⑨《内阁侍读杨锐等呈》，《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⑩高楷：《刘杨合传》。
B11汪民持：《戊戌政变中之刘裴村》，《越风》半月刊第21期，民国廿五年十月卅一日。
B12B23宋芸子：《刘光第传》，见《富顺县志》。
B13刘光第：《南旋记》。
B14胡思敬：《刘光第传》，《碑传集补》。
B15《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B16《杨叙峤先生事略》。
B24赵念君：《由香宋诗文中见到的刘光第、杨锐》，《四川文史资料》第2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