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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志士刘光第,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在
他英勇就义百年之时，展卷披阅《刘光第集》。不禁又
惊讶，又感动。惊讶的是,一位进士及第的京官，竟然
贫困若此。感动的是，他清贫自守，不坠青云之志。
刘光第自幼家贫，少年丧父，寡母卖屋买书，支持他求
学。1883年，刘光第24岁时中了进士，授刑部主事。当
时京官薪俸薄，应酬多，用度大，显然他无此财力，迟
未就任。同宗刘举臣，系自贡盐商，富而仁，闻讯自愿
每年汇助银二百两，这才启程赴京。
光第1888年抵京后，曾估算：“留京有家眷，每年
非六百金不可，除去俸银五十余金，印结闲时长扯①不
过百余金”，除刘举臣年例资助二百金，还缺二百余金。
本希望县里办成学田，可津贴京官，但多年未得实现。
亏得县令陈洛君也年助百两，再加节衣缩食，这才勉强
“长安居”。
且按衣食住行来看看他过的日子：
因为刘光第“所穿近敝”，一朋友出京时，“欲以
纱麻袍褂相送”，但还是被刘光第“婉而却之”。
平日吃的粮食，多为一种价廉的“老米”，而非价
昂之白米。某年：“京师米麦大涨。幸兄②宅中大小人
口均能打粗（富顺方言，指能过极简陋生活），或时买
苞谷小米面（京师谓之杂黄面）及番薯贴米而食。”至
于吃菜，有时一日全是蔬菜，以致同住之亲戚，“另买
肉独食”。
所住居室，朋友“见空旷无甚器具”，笑引诗句：
“空斋静似阿兰若”，象和尚的住处。又一朋友见他家
中添了张漆布蒙面桌，“诧曰：古人所谓某某今日亦吃
二斤肉乎？”看刘光第向来简率，忽然有件好点东西，
拿来当笑话。以致其堂弟回四川说起，刘举臣的儿子刘
庆堂还来信规劝不要过分简陋。
从家中到衙门，足有十二里路，刘光第每每步行前
往。“同乡京官，咸劝不宜省费，恐致病症（臭气之熏
蒸，灰土之呛人，实在不好闻得）。而无奈目前止此力
量，但于雨大路太烂时，偶一坐车而已。”
至于娱乐活动，绝不涉足妓院，但对于戏园观剧，
刘光第到京后还是很想去看看的，“及入园，坐不移时，
又以虚废时光为念，急急欲归”。
京曹十年，收入也有所增加，但四川、福建（光第
先祖由闽迁蜀）的亲戚先后来投靠者数人，刘光第收留
后授课助学，这又加大了开支。印结多时，也曾请过厨
子，少时就全靠一婢女与刘光第夫人同操作，辛劳终日，
“洗衣作饭无论矣”。政变发生后，“缇骑”到刘光第
家中，见刘光第夫人方蹲在地上洗衣服，帐被简陋，出
来说她“如老妪”“不似京官”。
即使这般清贫，如遇意外情节，还得向刘举臣父子
“飞章告急”。 （因当时从四川汇款费时较多）。这
类信件，非止一起。可见囊中羞涩之极，几无回旋余地。
尽管自奉极俭，但是对于义之所在，刘光第仍然慷慨解
囊。一是对于他的老师，在京的礼节不短；在川的，一
旦听说有难，乃急函庆堂扣除自己的资助金救助老师。
一是在京的同乡有难，不顾自己多穷，也要接济。其他
应酬，则我行我素，避而远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载，刘光第即使入了军机，“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
同僚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
皆往贺，君不贺。”这不仅是节省开支，刘光第说“时
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
贵哉！”
虽然佶据如此，除刘举臣家及陈师外，从不接受他
人馈赠。即便好友王抡三补员外，“别项进款约三四千
金，平时颇知兄，常欲分润，露于言句，不知兄不敢
受也。”戊戌年，刘光第“赏给四品卿衔，著在军机章
京上行走”，在仕途上看似跃进，在经济上却陷入困境。
③即处此窘境，刘光第仍持节不移，“兄又不受军机处
一文（他们每年可分五百金之数，贪者数不止此）；又
不受炭别敬（方写此信时，有某藩司送来别敬，兄以向
不收礼，璧还之）”
旁人说刘光第“持论甚正，作人甚苦”，他却从无
怨苦之言。在与其经济支持人刘举臣父子的信中，虽常
谈及其窘况，但并无牢骚，所以谈及吃粮食事，还是为
了使他们安心。真有颜回之风：“一箪食，一瓢饮，在
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刘光第其乐在那
里呢？
一在敬业之乐。虽然“出无车”，他却每月上班二
十八九天(一般二十天即可)，自述其志：“作官先办得
勤字”。公务上不断取得进展，“每有重犯到司，谳审
之余，听讯画供，无不倾情吐露，一似感第之情真而意
厚者。”某盗墓惯犯，招供时私下对衙役说：司中诸位
老爷我只怕刘老爷一人，他的主意多，案情难躲，不由
我不招。至于同事，初到时亦怪他不谐俗，后见他明白
无他，且事事肯实心，又让功归过，且又虚心，和衷办
事，所以对刘光第颇能相谅。
一在读书之乐。尝自述：“兄公事之外，闭门读书，
年来渐入佳境。‘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又言：
“兄读书成癖，或手一卷披览，或痴坐凝思，遂有不睹
不闻之势。”真到了陶潜所描绘的：“每有会意，便废
寝忘食”的地步。
光第之所以能安贫乐处，根本上是因为他胸怀大志，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处于
内外交困之时，刘光第内心实有无限忧伤。1888年抵京
不久，在致刘举臣信中便报道时政之种种弊病，随着形
势的恶化，及观察的加深，批评越来越尖锐，以至痛心
疾首之情，跃然纸上。④1890年刘举臣还来信劝他写信
小心，怕邮寄途中泄漏惹祸。刘光第回答说：“人不抱
忧时之略者，不能与之言时事；人不能存济世之怀者，
亦不能与之言世道。”“蕴结于怀、郁郁如有所病者，
对人闭口，不敢一字吐出，而皆于老叔父子泄之。”至
甲午年间，时局益坏，刘光第“日夕愁愤，寝食失常”，
于是不惧危险，上条陈欲挽狂澜，但无人敢为进呈。“小
臣报国之忧，只有浩叹而已。”此后，刘光第因报国无
门，曾想过回乡归隐，但终不忍置“三万万数千百万生
灵”不顾，遂自勉曰：“然《诗》又云：‘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言君子不以时晦而废所学也。孔孟之于末
周，朱陆之于南宋，圣贤固各自成其为圣贤尔。”所以，
至戊戌前几年，刘光第“无一日不忧来填膺”，但仍然
“静以待时”。
时机终于在1898年来到了。梁启超在《刘光第传》
中记：“官京师，闭户读书，不与时流所谓名士通，固
人鲜知者。及南海先生开保国会，君翩然来为会员。”
又记：刘光第与谭嗣同没见过面，至为军机章京，二人
同分在二班，“则大相契”。谭君以为京师所见高节笃
行之士，罕其匹也。”后来，谭以百口保康，刘光第也
站出来“并署名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谭君大
敬而惊之。”看来，原不知刘者，对他在戊戌年中挺身
而出，积极投入变法，颇有些惊讶。其实，这对刘光第
来说，是蓄势已久的了，是一位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的
必然之举。在这次变法运动中，刘光第以其鲜血完成了
他的历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他是当之无愧的。
就其社会政治思想而言，刘光第只是当时先进的中
国人；就其人品而言，则凝聚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
既已承前，亦可启后。而世人对刘光第知之少，故著此
文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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