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量高致 光昭日月


    “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康有为诗)。当此
戊戌变法百年之际,让我们纪念这次中国近代史上有深
远影响的改革运动,缅怀英勇献身的“戊戌六君子”。
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的坚定的改
革志士。然而,在四五十年代出版的颇有权威的近代史
著作中,将他列为维新运动中的“右派”,对他的评价
只是什么“积极的拥帝官僚,仇恨后党,不通往来,代
表翁同和系。”此说影响较大,笔者对此类不实之
词,内心深感不平,欲为之一辩。
    “拥帝官僚”一词,用于此,令人奇怪。因为维新
本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作为政权
代表的皇帝及其周围一批官僚士大夫,成为维新的骨干,
这是很自然的。所谓的维新左、中、右派,概莫能外。
若说刘光第对光绪帝有什么格外的拥戴,还未发现。查
《刘光第集》中自言心志的书信等,则多见的是对政局
批评之语。初任京官,即对时局深感忧虑,以后则随着
形势的恶化,对种种弊政的加深了解,批评愈益激烈。
先时还笼统地抨击,至戊戌前,已直指皇上之名。
当然,对于光绪帝的振作,刘光第是十分乐见的。
刘光第之所以拥帝,是考虑到:“此时下手工夫,总在
皇上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
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至于光绪对他破格提拔,擢
四品、入军机,刘光第在信件中心情也很平淡,“兄于
七月十二日为湘抚陈论荐,奉旨均预备召见。叔峤十六
日、兄十九日,均蒙召见询问。兄对颇详直。即于二十
日得被恩命:‘赏给四品卿衔,著在军机章京(即俗称
小军机是也)上行走,参预新政。钦此。’(此同杨锐、
谭嗣同、林旭共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奏章
耳……)” 。个人升官并不在意,倒是对于光绪的新政,
颇有赞语:“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裁官汰冗,
节费练兵,改科举之文,弛八旗之禁,下诏求言,令州
县市民均得上书言事,决去壅蔽,民气大振”。刘光第
的褒贬取舍,不在私,全在公。
    与翁同和,也无派系的迹象,相反,在刘光第的书
信中,对翁同和个人品行和政治态度都有尖锐批评。
    至于“仇恨后党,不通往来”之说,也需作些深入
分析。光第寡交游,是很突出的。维新派梁启超说他“
闭户读书,不与时流所谓名士通,故人鲜知之者。”不
赞成戊戌变法的的胡思敬说他“恂谨寡交,稠人广众坐
中,或终日不发一言。官刑曹十余年,虽同乡不尽知其
名。”这不仅是个性格问题。他交友的有严格的原则
光第对慈僖太后之奢侈、擅权,信件中有过批评,特别
是指出“兄欲递条陈请太后不必干预政事(权奸阉宦,
俱是深结太后,以致大势不可为)”。对他们自然是不
交的。梁启超记:“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
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
君不贺。”这不仅是节省开支,刘光第说“时事艰难,
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
至于号称新党者,刘光第也不盲从。曾论曰:“庸懦者
无论矣,乃军务、洋务,各激昂康概、磨厉自誓之徒,
若大可持;其实皆由利之所在,借以规取自肥,而国事
终由此日坏不可救。”往来不往来,也全在道义,不在
派系。
    总之,刘光第是一个立场坚定、是非分明的正人君
子,绝不可与结党营私、派系团伙之流同日而语。
    以上对刘光第的“微词”,说来说去,是说他只是
跟着皇上,并无维新思想。事实绝非如此。他的维新变
法、救亡图强的思想,是有坚实的基础的。
    刘光第有着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刘光第集》中
的文章、诗歌、书信,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他对家乡、
亲人、祖国的悠久文化、壮丽山河的深情。作为一个爱
国者,处在国难当头之时,必然会表现出强烈的对局势
的危机感“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当此时世,实在是舍变旧法、取新法,别无他途。
刘光第“闭门读书”,但决不是个书呆子。有此态
度,又临此危局,倾向新学、新政,是必然的。1896年
致刘庆堂的信中,专门写了一大段:“吾川近办商务,
不知条绪如何?风气渐开,尚恐见闻未扩。迩来上海添
一时务报馆,各省流通,四川则成都、重庆俱有分局派
报之处……前已与星潭、芸子信,劝其将报广为流通,
以开固陋,俾吾川士商周知中外时务。如能商务兵政大
有起色,是以外国参用民权之意,(笔者按,当年乐于
划分左中右者,常以是否主张民权为标准,请注意,刘
光第多次表示了对‘外国参用民权’的肯定)将来可以
多保时日,不致遽为外洋吞占,亦有心世道者之深意
也。……弟可以取一份来看,并可劝亲友等多看之。……
将来必多通品,必能力崇实学,成就人材,蔚为时用,
此于世道大有关系”。1898 年又对他强调:“《时务
报》早到重庆,不知尊处在阅看否?现在《渝报》办开,
谅已得睹,然不如《时务报》详备。看报大长学识,切
不可省报费而不看也。”
    因此,康有为“开保国会,君翩然来为会员。”因
此,光绪召见,应对得宜,遂入军机,“参预新政”。
因此,曾廉上书请杀康时,谭嗣同奉光绪命驳斥,云“
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刘光第主动站出来:“
乃并署名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作为一个忧国忧
民的爱国者,一个久已蓄志救亡图强的志士,一个早就
留心时务、力崇实学的务实派,奋不顾身地投入变法,
是势所必至的。
    捕风捉影,强加刘君以贬词者,可能还有这样一个
原因。即刘光第殉难后,新党痛悼之,“旧党”亦称其
“冤”。怎么看呢?其实,一些所谓的“旧党”、“帝
党”,并不一定就是维新的死敌。近年史学界对清末
历史的研究中,多有认为康梁把圈子划得太窄者。此时
反观刘光第当时的见解:“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
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
存)”。后之记传者曰:“政府寮友见者,谓君于政事
无新旧畛域,斟酌最平允焉。”是耶非耶?笔者以为这
正是刘光第的一大优点。康梁及六君子俱各有其长短。
刘光第成不了康梁那样的领袖、鼓动大师,也成不了谭
嗣同那样冲决一切罗网的先锋,但是,他具有包容百川
的度量,具有对形势的冷静审度,又具有处理实务
的能力和经验,是维新骨干中一个突出的实干家。假如
戊戌年间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变化,维新得以继续深入进
行,那么,作为“名为军机,实为宰相”(梁启超语)
的刘光第,德足以服众,量足以容人,才足以任事,势
必在新政推行中,折冲新旧,大展雄才,成为维新事业
的栋梁。然而,“假如”只是“假如”,令人扼腕。
    刘光第离川赴京时,曾在饯行席上乘兴吟诗:“挽
不住大江东复东,铜琶铁板何英雄?唤不醒读书万卷之
坡翁,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座中人私下说:开
口“挽不住”,结句“夕阳红”,非发皇腾达语气,
“光第此番去京,恐不能再回故里矣。”十九世纪末的
中国,失去了一次振兴的机会,清王朝落花流水春去也,
而刘光第虽然没有成为晚清王朝的中兴重臣,却以他的
英勇牺牲,唤醒世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他血染的
姓名,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列为“永垂不朽”的
人民英雄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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