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雷奔风驰，瞬息万变。由于人们看问题角度的不同，观点差异，往往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个历史事件，存在着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而且，现今的历史研究者与历史上当事人的看法往往存在着差异。杨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 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
长期以来，杨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并不高大，甚至还有些低微。远的姑且不论，即以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为例，是将杨锐划在“假维新”之列的。该书认为，这一系是投机官僚，本质仍属顽固派，只是由于维新高潮到来了，故“随声附和，不出于心”；①或者是见西人之船坚炮利，不若从而效之。于是，便抱着投机钻营的动机加入到维新派的行列里来了。
范文澜先生还认为，在维新阵营内部，“右派势力最大，中、左两派较小。表现在光绪帝任用专办新政的军机四卿杨锐（张之洞、陈宝箴保荐）、刘光第（陈宝箴保荐）代表右派，林旭（康有为门徒）代表中派。……实际上只有谭嗣同一人尽力新政。杨锐是圆滑官僚，张之洞最亲信的门徒，代表假维新系。②
多年来，范文澜先生的这种论断是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汤志钧先生在分析六君子的“参赞新政及其对新政的态度”时曾指出：在维新阵营内部，意见不能完全一致，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亦有所区别。有仅代表开明地主阶级利益而富于妥协性的右翼；有代表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利益而调和于左、右两翼的中派；有代表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利益而成为革命民主派的先驱的左派。杨锐虽然“是变法酝酿时期的宣传者和变法实施过程中的策划者，并因而”就义“，但却属于六君子中的右翼。他担心“时局更动会影响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因此，在有些地方，宁可对顽固派妥协，而对比较激进的新政和估计到侵犯顽固派、洋务派利益时，稍加裁抑。③
这种史学界十分流行的观点，是否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看来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有许多变法的当事人对杨锐的看法，似乎与上述观点有较大差别。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横滨办起了《清议报》，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最近支那史》，其中亦包括了《殉难六烈士传》。梁启超详述了杨锐与变法维新的关系，特别提到了杨锐对慈禧的看法，谓“君久居京师，最审朝局，又习闻宫廷之事，知二十年来之国脉，昔（皆）斫丧于西后之手，愤懑不自禁，意气形于词色。故与御史朱一新、安维峻、学士文廷式交最契……君习与诸君游，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吕后之志。至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遂被逮授命”。④
由梁氏全文观之，他对杨锐的了解是相当深入的，他也十分清楚杨锐与张之洞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揭示出“张（之洞）有子在京师，而京师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张于京师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之于君，书电络绎，盖为张第一亲厚之弟子，而举具经济特科，而君之旅费亦张所供养也。”⑤然而，梁启超并没有因为杨锐与张之洞关系深厚，而将杨锐划入假维新的行列。相反，他对杨锐作出以下的评价：
叔峤之接人发论，循循若处子，至其尚气节，明大义，立身不苟，见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风焉。以视平日口谈忠孝，动称义奋，一遇君父朋友之难，则反眼下石者，何哉？⑥
显然，梁启超对杨锐的评价与上面所述那种“假维新系”的观点，差别非常大的。而且，不仅仅是梁启超一个人对杨锐作如是估价，康有为等人亦有类似观点。康氏于1901年流亡在新加坡槟榔屿时，曾经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六哀诗》，藉以抒发对在戊戌政变中英勇就义六君子的哀思。诗中回顾了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期间与杨锐共筹新政的经过，而后颇有感概地写道：
昔开保国会，千丈松磊砢。
模糊一握手，未得亲右左。
君言读我书，倾倒亦已颇。
康有为在《六哀诗》中，满怀深情地记录了他从开京师强学会时起，与杨锐交往的情景。特别称赞他在“京华声利海，十年潜默坐；谢华学独劬，寡交足频裹”；“研精旧史学，维新乃最果”的高尚情操，以及在被拔擢为军机四卿之后，“王相客盈门，不投一刺过，密勿赞新猷，气象皆”的维新业绩。特别是在政变前夕白色恐怖情况下，杨锐并没有退缩，而是密传同志，失声痛哭，共图挽救之策。杨锐的这种临危不惧，勇于献身的精神是康、梁将他引为同志的重要依据。
诚然，康有为、梁启超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的不同，因此，评论中难免带有感情色彩。然而，谁是真维新，谁是假维新，谁是真变法，谁是搞投机，我想康、梁等人在事情平静下来之后，大体还分得清楚，还不至于弄到敌我不分的地步。更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康、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以人划线，不是以个别事例定是非，而是把握住变法的全局，看其究竟对维新事业采取何种立场，尤其是看其在关键时刻的表现，然后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我认为，康梁对杨锐的看法是充满了历史感的，因而也是能够令人信服的。
（待续）
注释：①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06页。
② 同上书，314页。
③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90-291页。
④⑤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
⑦康有为：《六哀诗》，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