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将杨锐划归“假维新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对杨锐一生的思想和活动进行系统的考察，尤其是忽略了甲午战争之后，杨锐思想的急剧转变。实际上，杨锐之所以能够参加到维新运动中来，是和他的爱国思想有着内在联系的。
甲午战争之前，杨锐与一般封建的知识分子无大差异，他由于家学渊源，擅长“经史词章”，后应童子试，州县考时均未知名，院试时却被督学张之洞看中。光绪元年(1875)成都成立了尊经书院，杨锐以优廪生调院肄业，数年后以优贡生朝考第一，得试用知县。中法战争中张之洞由晋抚擢任两广总督，召杨锐入幕，草以奏牍文字。之后又随张之洞到了湖广总督的幕府。①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才考授内阁中书，留京供职。由以上简历中不难看出，杨锐与张之洞的交往时间很长，影响自然是很深的。
光绪二十年(1894)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场战争使许多具有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思想受到了震荡，行为上开始转变。诚如梁启超所说：“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②杨锐也正是经历这场战争的刺激，开始踏上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征途的。
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杨锐思想敏锐，关心时政。当清军一败涂地，国势极度危迫的情况下，他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变化。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晚间得上海探报，张、邵到广岛（按：指张荫桓、邵友濂被清政府派往日本议和事），倭酋以国书不合不与开议，已遣巡捕送至长崎，不日即乘轮回华矣。辱国至此，敷天忠愤之气，或可因之激发。现在门户既失，堂奥必危，开河在即，津、沽一带，防不胜防，战无可战，若不有精兵猛将，大举北援，大局恐难望转机，外间办事仍不免多所掣肘，奈何，奈何!③
战局的不断恶化，使杨锐心急如焚。他由衷地期望，“敷天忠愤之气，或可因之激发”，并盼望能有“精兵猛将，大举北援”。然而，在慈禧等柄政者奉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杨锐的这些善良的愿望很快化作泡影。丧心病狂的清政府不顾全国民众的同声反对，竟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批准了《马关条约》。条约签署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举国为之震惊。有多少爱国的仁人志土捶胸泣血，痛不欲生，杨锐便是他们当中的一位突出代表。笔者近日看到的一封杨锐遗札，颇能反映杨锐此时此刻的心境，现征引如下：
今晨军机散值，孙、徐即呼章京之书法敏捷者，急缮电报，与伍廷芳，一切照原议换约，并闻恭邸云：“三国来电，意见亦不同，将来恐生枝节，不如仍旧为便。”此大栈要人通内取长信之旨，胁为此言耳。
费尽愚公移山之力，不成虞渊取日之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此后即拟披发山林，不忍见荆棘铜驼之惨也。剑瞫见面，语亦甚松缓，抄约奉缴，乞察收。尊贱两浑。阅竟付丙为望。④
这是一封极为重要的密札，无上下款。由该信的笔迹可以推断出自杨锐之手。据密札原收藏者考订注明，此札系杨锐写结沈曾植的。沈氏，字子培，号乙竞，晚年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长期在刑部担任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并在总理衙门兼任章京，思想开通，力主变法，与康有为自光绪十四年(1888)起即多有往还，并引为同调。该札中所谓“长信”，系指慈禧太后。据《三辅黄图·长乐宫》记曰：“长信宫，汉太后常居之……后官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宫殿皆以长信、长秋为名。”信中所谓“大栈要人通沟取长信之旨”，即指奕訢禀承慈禧旨意而言。
关于此密札写作时间及写作背景，由翁同龢日记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翁氏记曰：四月初八日，恭邸力疾销假，晨入，见北洋报，初四、五天津大风雨，初五寅卯间海啸，新河上下各营被冲，水深四五尺，淹毙甚多，计六十余营被其害，北自秦王岛，南至埕子口皆然，此时值此奇变，岂非天哉?……见起三刻，上意幡然，有批准之谕。……书斋入侍，君臣相顾挥涕，此何景象耶?退拟批，与孙力争。⑤
四月十三日……卯正起见，余力言发电告日本展期换约，与同列争论，声彻户外，又争于上前，乃定议。⑥
四月十四日，是日徐君持德使绅珂函来，谓不换约则德国即不能帮，余笑置之。已而，徐景澄电至，谓旅顺亦肯还，至换约一节，俄外部云已经明告，则中国换约大臣自能办理，固未尝催令换约也。而同人轰然，谓各国均劝换，若不换，则兵祸立至，而敬子斋特见恭邸，絮语刻余，恭邸亦为之动，余力争不回。见起则上亦催令即刻电伍廷芳，如期换约，因令庆王、孙、徐三人先退……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矣⑦。
由翁同龢以上几则日记可以看出，从四月初八日光绪帝幡然决定，批准条约，到十四日清廷发电告伍廷芳如期换约的几天时间内，清廷上层主战派与主和派间还屡有争论，并将一线希望寄托于俄国、德国、法国的出面干预上，最后由恭亲王奕訢秉承慈禧旨意，拍板换约。由杨锐的这封信所述内容与翁氏日记对照，可知杨氏此函当写于四月十四日。信中的“孙、徐”，即主和派在军机处的代表人物孙毓汶与徐用仪。信中所谓“虞渊”二字，据《淮南子·天文训》云：“日至于虞渊，是谓黄昏。”盖指神话中日落的地方。与此信一起交给沈曾植的还有一份《马关条约》手抄件，每页十三行，凡七页。这些新的资料充分证明了，在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杨锐曾经同维新派人土与其他帝党官僚一起，通力合作，竭尽一切努力，试图劝阻清廷最高层批准条约，以挽危局，以及在清廷批准《马关条约》之后，他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无比担忧和对慈禧、奕訢、孙毓汶、徐用仪等主和误国的切齿痛恨的情怀。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的驱使之下，杨锐才决定投身于变法维新的洪流中。
《马关条约》签署后，帝国主义列强登堂入室，加紧了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杨锐并没有像上引密札中所云消极地“披发山林”，而是鼓足勇气，重新探寻救亡图存的途径。当时，维新志士正在京师筹建强学会，杨锐成了该组织的重要发起人之一。据梁启超回忆：“乙未和议以后，（杨锐）乃益慷慨谈时务，时南海先生在京师，过从极密。南海与志士创设强学会，君起而合之甚力”⑧。
至于杨锐在京师强学会的重要作用，在吴樵写给汪康年的信中写得更是具体翔实。吴樵谓：
京会之初，发始于杨钝丈、张君立丈、康长素、沈子封丈、沈子培丈、陈次亮诸人……间数日一聚，聚辄议论纷纭而罢，然己为彼党侧目。……杨崇伊者，揣政府之意，迎合李（鸿章）、孙（毓汶），欲借此以兴大狱，遽以聚党入奏。朝旨并不交查，遽封禁。……当事之发也，倡言恢复者，仅二沈、扬。、汪、梁数君。⑨吴樵此信反映了杨锐实为京师强学会中最先倡导的中坚人物之—。当守旧势力反扑时，许多入会者，有的震恐泣下，有的“往合肥献好”，有的“纷纷匿遁”，惟有杨锐、梁启超等少数人临危不惧，奋起抗争。在联名上书时，杨锐又争先署名，谓：“我于本衙门为前辈，乃先焉。”杨锐的上述举动都充分说明了他投身变法，是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深刻的内在原因的。面对日益加重的民族危亡，杨锐不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也不是怨天尤人，消极厌世，而是把自己的处境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故在强学会等变法活动中，能顶着守旧派的压力，始终居于斗争的前列。倘若范文澜先生那种“圆滑官僚”、“假维新系”’的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杨锐的上述行动又该作何解释呢?
注释：
①林增平、李文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卷第1页。
②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l。
③《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403页。原信无上款，疑亦为杨锐致汪康年信札之一。惟该书编者将此信排列为2号书札，似不妥，由内容观之，该书所辑杨锐《致穗卿仁兄足下》第5号函，应在2号函之前。
④杨锐：《致沈曾植函》(未刊稿)。
⑤《翁同龢日记》(五)第2799页。
⑥《翁同龢日记》(五)第280l页。
⑦《翁同龢日记》(五)第280l贝。
⑧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6。 ⑨《汪康年师友书扎》第1册，第471—4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