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是最能考验人的，而百日维新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新旧转折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此期间，中国各种政治派别，营垒分明，论争激烈。改革派与守旧派之间，围绕要不要改变祖宗成法，要不要重用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要不要改革旧的政治体制等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辩驳，维新同守旧的斗争，几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一尖锐斗争迫使每一个在京的官吏，无论职位高低，都要明确地表态，作出自己的抉择。因此，搞清楚杨锐在这一时期内的政治表现，就成了正确估价他的历史地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要搞清楚杨锐的表现，我以为至少应该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杨锐对维新派的态度。
多年来；由于将杨锐划归“假维新系”，故人们只注意到杨锐与维新派互相对立的一面，而忽视了他赞同新政的表现。以往不少著作在分析“六君子”参赞新政及其对新政的态度时，强调的是杨锐在第一次保国会开会时“偏当众假寐”；①等到由陈宝箴荐而授四品卿后，杨锐与林旭一班，……杨锐对左翼谭嗣同的急进有所顾虑，对中派林旭也认为是“随事都欲取巧”……对比较激进的新政和估计到侵犯顽固派、洋务派利益时“稍加裁抑”②等到光绪帝颁布“密诏”后，竞“震恐，不知所为计”等等。
上述种种论断，大都有所依据，并非空穴来风，然而，这种诊断的主要缺陷是它的片面性。事实上，在杨锐身上，还有许多与维新派相一致的地方，长期以来却被人们忽略了。
譬如，在胶州湾事变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的危机像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心头。康有为不顾生死，不计祸福，愤然写呈了《上清帝第五书》，指出“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吁请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臣而谋变政；甚至要求将“国事付国会议行”，③并警告说，若不采纳变法，“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④
康有为的意见是极端尖锐的，所提建议亦可谓抓住了改革的要害。一切守旧的官僚，将康氏此书视作异端邪说，比作洪水猛兽，自然不肯代呈代递。然而。杨锐的立场却与此迥然不同，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穰卿我兄大人执事：月前寄奉一椾……敌氛日恶，大局将溃，奈何，奈何：长素条陈，透切时弊。昨因高理臣给谏奏请派其出洋，入万国弭兵会，亦近事之差强人意者。奇寒冻笔，不能多述。⑤
在这封信里，杨锐表达了对维新派的关切之情，而绝无排挤之意。信中所谓“高理臣给谏”，是指给事中高曼曾。高氏于丁酉十一月十九日上书称赞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具有肝胆”，建议皇上破格召对委以重任。⑥据梁启超所撰《杨锐传》称：
丁酉冬，胶变起，康先生至京师上书，君乃日与谋，果称之于给事中高君燮曾，高君之疏荐康先生，君之力也⑦。
高燮曾推荐康有为是一件大事，因为这是清廷官员第一次向皇帝推荐维新派领导人，此事引起光绪帝的很大兴趣，从而促成了百日维新的迅速到来，而杨锐对此是作了重要贡献的。
在杨锐被光绪帝拔擢为军机章京之后，他对新政的态度应该说还是比较积极的。至少在光绪皇帝看来，杨锐是他推行变法的最得力的助手，故才将杨氏置于军机四卿之首；拜命之后，四章京中唯一被皇上召对的只杨氏一人而已。在处理臣工奏章时，杨锐与同班的林旭，曾有过分歧意见，杨氏曾“强令改换三四次”，但大体说来，尚能执行光绪帝颁布的维新政策。如戊戌七月满人奎章奏参刑部左侍郎阿克丹及主事文谦对其应沼上书“多方挑剔，面含怒色”，极尽压制之能事，并谓：“方今广开言路，日望进言之人多，岂知进言之人受尽折磨，始能上达宸听”，⑧故奎章请伤下各堂官，“将迭次谕旨，恭录一道，宣示大堂，有条陈事件呈请代递者，次日呈进，承办官稍有抑格，定行严参，庶进言之人不至气沮矣。”⑨对于这样一份弹劾守旧官吏压制上书的秦折，杨锐、林旭共同签署的意见是：“所陈是否属实不可知，然揆之情理，必非敢于造言欺罔，所请应候圣裁。”⑩显然，杨锐与林旭是站在奎章一边的。他们执行了光绪帝大开言路的方针。在清档中，杨锐与林旭类似的签注意见是比较多的，然而，笔者尚未见过任何一条签注意见与维新派主张相左，可见，对杨锐所说的“强令改换三四次”的说法，亦应有正确理解。
①李宜龚：《致丁在君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576页。
②杨锐：《杨参政公家书》，《觉迷要录》卷4。
③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
④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
⑤《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408页。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高燮曾《请令主事康有为人西洋弭兵会片》。
⑦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6。
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奎彰《设官分职，大小相维，不能和衷最易愤事片》。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奎彰(设官分职，大小相维，不能和衷最易愤事片)。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杨锐林旭签条。
其二，弄清杨锐与张之洞的关系。
杨锐与张之洞关系密切，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关系。这里涉及到如何评价张之洞在百日维新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张之洞被置于变法的对立面。认为早在戊戌春三月，张之洞就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劝学篇》来对抗变法运动，压制维新派人士，迎合讨好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其实，这种观点也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事实上，直到戊戌政变发生之前，张之洞并没有同维新势力处于水火不容的境地，维新志士在当时也没有把自己同张之洞尖锐对立起来，相反还在干方百计地争取张氏对新政的支持。尽管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强调：“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宣扬封建君权“与天无极”，而民权制度“无一益而有百害”，①其矛头是指向维新派所宣扬的民权理论的，然而，这种政治思想上的严重差异，并没有导致张之洞与维新派关系的完全破裂。
即以张之洞同梁启超的关系而论，早在变法高潮到来之前，梁氏就表白过他对张之洞的好感。他说：“张香帅，今世之大贤也，其于铁路之利，久已洞烛，而于兴铁路之事，久已蓄意；而其权力，又可以昌言于朝廷，力争于当路，而非我辈纸上空谭之比”。②而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兴女学，倡导成立不缠足会又多方设法谋求张之洞的支持，梁氏谓：“今得香帅序，尤当大振军威，不可更示人以失望”。③百日维新中康有为上书光绪，请复祖制，行恩惠，宽妇女裹足，又曾将张之洞的戒不缠足会序作为附件送呈光绪帝。④戊戌四月二十六日，康有为代御史李盛铎草拟的《请明赏罚以行实政折》即称赞当时督抚中张之洞是能行新政者，而两广总督谭钟鳞则是阻挠变法之人，请皇上明赏罚，辨新旧，⑤流露维新派对张之洞所寄予的厚望。
正是由于张之洞同维新派之间存在着这种既有矛盾，又有联合的复杂关系，故而张氏在戊戌四月将粱启超与杨锐、黄绍箕等人一并向朝廷荐举，作为可以委以重任的经济特科人选。⑥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以至数年之后，当唐才常举事前夕，梁鼎芬还屡屡致函张之洞，责怪张氏戊戌四月保荐梁启超是“居宽厚之名，为博大之事(如特科荐梁贼启超之事)，未能同志，无可属望，鼎芬即还我故山，合天下志士，誓灭此贼，不复告公，祸在眉睫，要办即办，乞公一言，请即定志，明晰示我。”⑦另有一函云：“群贼起事(按：指自立军起义)，是廿五日，大贼诛除，是廿七日，此事仍是大贼所为(按：据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考订，大贼系指康有为)，又办旨有督抚送部引见字样，督字请明公细阅，万万勿以荐特科办法(如荐梁贼启超、蒯匪光典之事)致使天下志士灰心。”⑧
不难看出，张之洞出面保荐梁启超，在当时人看来，的确是一件大事。这件事情本身似乎足以说明，维新派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现今我们理解的那样，二者是冤家对头，是冰炭不容的两个对立的政治派别。张氏与维新派关系恶化是戊戌政变之后的事，百日维新时张氏还是少数同情关切新政的封疆大吏之一。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张之洞与康、梁势不两立，而推导出张氏始终站在维新派对立面的结论。因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人事关系更是如此。
诚然，梁启超与张之洞的关系，和张氏与杨锐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正像猴体的解剖是人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一样，理解了张梁的关系，对我们正确认识杨锐与张之洞的关系毫无疑问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那种把杨锐视作张之洞派在北京破坏维新事业的“坐探”的说法，看来是难以令人信服的。⑨戊戊六月，杨锐曾致函张之洞曰：
近日变法，天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谬妄，而诋之者比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以自存乎?上方锐意新政，凡关涉改革之事，但有建论，无不采纳，转较胜于身在政府也。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⑩
以前，人们只看到杨锐讥康“固多谬妄”的一面，而忽略了杨锐尽心改革，痛恨守旧大老的一面，其实，后面才是杨锐此信3的主旨所在。
①张之洞：《劝学篇》，《戊戊变法》第3册第221页。
②梁启超：《致穰卿同年足下》，《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828页。
③《汪康年师友书札》卷2册第1867页。
④《杰士上书汇录》(内府秒本)卷2。
⑤参阅拙作：《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104页。
⑥《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九日、二十五日。
⑦梁鼎芬：《致广雅尚书函》，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115页(补篇)。
⑧梁鼎芬：《致广雅尚书函》，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115页(补篇)。
⑨“坐探”之说，源于台湾《大陆杂志》第22卷第4期所载：杨锐《致张之洞密札》，据李宗侗先生考订，此札出于杨锐之手，该札所云，大多是京师传闻，如拿获太监杨祟伊劾方孝杰原委，李鸿章人圆明园禁地游览，徐用仪在京被刺云云。然对此札是否出自杨锐之手，我还有所怀疑。
⑩杨锐：《致张之洞密札》，转引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编第134页。
其三。正确对待杨锐就义前后时人对他的评议。
杨锐英勇就义前后，时人对他有过许多议论，有的为之扼腕痛心，有的为其鸣抱不平，还有的对他在百日维新中的举措，提出尖锐批评。这些褒贬不一的言论，长期以来被史学界转引来评价杨锐在变法高潮中的政治态度。当时人论当时事，应该说是翔实可信的，然而，我认为，对时人的这些评议应予以正确的理解。
如政变刚一发生，张之洞与其心腹幕僚梁鼎芬即刻致电信上海。张之洞致电盛宣怀转王文韶营救杨锐说：
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非康党，平日议论，诋康之处，不一而足，弟所深知，端人名士，皆所深知。此次召见蒙恩，系由陈右铭中丞保，与康无涉。①
梁鼎芬在杨锐就义后写信给汪康年曰：杨、刘冤惨，思之痛心，(电来正在痛哭时。)数日泪末干也。此为谭、林二逆所累，其事想已传播矣。②
于是，有的论者据此得出结论，认为杨锐与康有为在变法中并非志同道合，而是相互对立，故而得出杨锐“假维新”的结论。其实，这种理解是很不公允的，如本文上面所述，杨锐非但没有与康氏对立，而且还做了许多有利于变法维新的事。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把杨锐说成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一样的维新派人物，也不尽正确，因为杨锐同他们这些人还有质的区别。章太炎的《革命道德说》诋杨锐者不一而足，其中有许多是道听途说，感情用事，不尽可靠，如该文谓尤泽厚唆使文廷式至武昌向张之洞举发唐才常事，即系捕风捉影之词，不足为凭。该文论杨锐事，亦多以浮言为据，故不可以此作为评论杨锐是非之标准。然而，由《杨参政公事略》观之，杨锐与康有为对新政之态度又确有差异。该文曰：
一日六堂革职，大臣颇自危，锐复奏情词剀切，王言李泌、韩畸不是过也……锐顿脚叹息日：“皇上始误听于志锐，继误听于李盛择，今又误听康有为，殆哉!”复奏上，即召见，于是有旨派康有为至上海，枢臣皆曰天也，以不召对锐，康不得去，祸不得息也。迨锐既下值，王彦威京卿来函云：“与此辈少年共事，有损无益，公他日进退惧难。”锐得书怠邀林旭至绳匠胡同寓斋，时已黄昏……微闻锐责林甚切。林默然无声。③
类似记载还有一些，按诸当时情形，《杨参政公事略》的记述是比较可信的，这些事实说明，杨锐对新政态度与变法策略与康、梁等维新派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我们在肯定杨锐对新政的积极态度时，对其消极的一面亦不宜为之掩饰。
绚丽多采的历史画卷，是由每个历史人物的活动编织而成的，因此，无论研究哪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少不了对历史人物的评论，然而要评论得当，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对任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都应该尊重历史的真实，我觉得，对杨锐也应该采取这个立场。
①盛宣怀：《愚斋存稿》卷33。
②《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910页。
③《杨参政公事略》，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引《绵竹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