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一书中，认为“杨锐是圆滑官僚，张之洞最亲信的门徒，代表假维新系。他广收贿赂，「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章太炎：革命道德说）。明知「今上与太后不协，变法事大，祸且不测，吾属处枢要，死无日矣」。还是贪恋利禄，舍不得军机处地位。”
     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人格上全面予以贬斥。
     噫！对献身维新事业的先烈，诬之何其太急！
     关于政治上，杨锐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维新志士，孔祥吉先生已有长篇论文予以辨正，说理充分，不再赘言。（不过，将杨对康派的激进色彩有不同意见，认作是杨的消极面，笔者持保留）
     现就对杨锐个人道德的批评，试作一辩解。
     范氏认定杨锐收受贿赂，根据是章太炎的《革命道德说》，有关原文不长，引用如下：
     “及道德之为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一于戊戌变法党人见之，二于庚子保皇党人见之。戊戊变法，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林旭素佻达，先逮捕一夕，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杨锐者，颇圆滑知利害，既入军机，知其事不可久，时张之洞子为其父祝寿京师，门生故吏皆往拜，锐举酒不能饮，徐语人曰：“今上与太后不协，变法事大，祸且不测，吾属处枢耍，死无日矣。”吾尝问其人曰“锐之任此，固为富贵而已，既睹危机，复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党任事时，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争欲馈遗或不可得。锐新与政事，馈献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恋之不能去也。”呜呼！使林旭、杨锐辈，皆赤心变法无他志，颐和之围，或亦有人尽力。徒以萦情利禄，贪著赠馈，使人深知其隐，彼既非为国事，则谁肯为之效死者？戊戌之变，戊戌党入之不道德致之也！……”
     所谓“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不过是不知名姓的“其人”的揣测之词（笔者鼻子有点过敏，于信口开河之中闻出了点酸味），并非有真凭实据的。即便“其人”自称属实，也只是孤证，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怎么可以作为“广收贿赂”的确凿证据而加以采信呢？〔注〕
     杨锐是戊戌变法史上的重要人物，身后作传者不少，其中有对戊戌变法不甚赞同者，有虽赞同戊戌变法对杨锐不甚赞同者，却没有一人举出证据来指责他“广收贿赂”的。
     章太炎的逻辑，是明知有危险，而迟迟不去者，只能是贪恋财货之故。真可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在“其人”信口开河之前，章的提问“锐之任此，固为富贵而已”就已经将杨定为小人了，回答可说是在章的诱导下的）。
     且举一例作为类比。刘光第也是被范文澜认定的“右派”，但是对于他的人品道德，无论哪一 派人都没有微词。其实刘光第也看到了政局的危险，但没有决然离去：在他奉旨入军机时，写给其弟的信中就讲道："因有'参预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又说："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兄实寒心，惟圣恩高厚，急切不忍去耳。"刘光第和杨锐，都是有维新的思想基础的，与康有为的激进主张有距离，决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依据；而受皇帝接见垂问，并破格提拔参预新政，如此知遇之恩，放到哪个‘士’的头上，也是不能漠视的。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句话，多少人引用过，为什么就不能用在这两位明知有危险，而没有退避，最后为了变法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前辈身上呢？
     陈寅恪有言：“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愿与诸君共勉之。
     〔注〕章太炎此文，是阐发他的革命道德历史观，所根据的史实只是信手拈来，本不足信，而其历史观也大可质疑：戊戌变法之失败，章将原因归之于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而慈禧、光绪、康有为等主角都退出了视野，更无论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可是，以唯物史观著称的历史学家，不加分析地对其盲目相信，可悲也。
    至于文中对林旭的厚诬，在“戊戌变法之终”“有关戊戌六君子牺牲的综述”里，已有辩诬，不再赘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