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彰健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以後，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中山先生的兴中会即成立於光绪二十年甲午，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所从事的“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自立民权活动，实与中山先生的活动，殊途同归。
戊戌政变後，康伪造衣带诏，对外伪称保皇。康梁否认他们在戊戌以前曾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企图；他们并否认图围颐和园。他们将游说袁世凯武装夺权，亦说成为保光绪；将政变的责任完全归之於旧党。
在戊戌政变後不久，康梁为了表示他们对光绪的忠诚，并配合他们政治活动的需要，曾假造了不少文件；在宣统时，为了配合他们即开国会的主张，康又假造了他戊戌年的许多奏稿。
在过去，我们讲戊戌变法这段史实，多尊重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自编年谱及康戊戌奏稿所记。现在清德宗实录及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业已印行，而我又有机缘获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军机处早事档，光绪二十三年一至十月奏摺档；中央研究院所藏总理衙门光绪二十四年收电档、商借洋款清档，及康末刊文稿微卷、信札。军机处档案及总理衙门档案现已不全，而北平现存光绪二十四年军机处档案亦并未全部印行，但已可使我对若干问题，深入讨论；对康梁所记，黜伪存真；将若干待发之覆，尝试予以揭露。
戊戌四月以前，康梁从事「保种、保教．」、「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活动，他们不能不玩弄两面手法，以「尊攘」」为幌子（注—）。分析他们的政治活动，不能仅依据他们对外公布的文件。康最懂得「文与而实不与」，我们须仔细揣摩他的话的真实含义。这是治戊戌变法史时感到的第一点困难。
康梁最懂得「时措之宜」、「与时偕行」。他们的主张最缺乏固定性。而当时为了应付瓜分危机，也未尝不可联合满汉以对外。他们对满清政权的立场本有妥协的可能性。康是一个头脑复杂的人，有一套复杂的春秋三世托古改制哲学。他应付复杂的政治局势，我们不可将他的策略解释得过份简单。但其意旨所重，仍不能不加以揣测。由於他思想复杂善变，我们分析他的政治活动，对他的某些主张我们有时又不能太执著；对他意旨的揣测，我们有时似不宜说得太肯定，似乎如此才可脗合他的内心。这是研究这段历史时感到的第二点困难。
《戊戌政变记》及《康自编年谱》记戊戌变法事，往往依凭记忆，所记史实发生年月及先後次序，常有错误。将真实可信史实按日期先後叙述，这使我想起董彦堂先生所写的武丁日谱及过去史家司马光、李焘、万斯同之重视编年体的长编。本害分析康的政治活动，对同一天所发生的事件即曾考虑其先後次序。而事件发生的正确日期的考得，往往可使若干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这些日期的考得，极为不易。这是研究这段历史时感到的第三点困难。
康梁在政变後，为文攻击旧党，当时旧党并未为文答辩。现在事过境迁，当事人均已不在人世。轻信康梁所记，则恐冤枉人；不信则又恐将重要记录埋没，不能明了历史的真相。我们也只好尽力查证，比较群书所记，将可靠史实予以排列，然後再看这些有问题的材料是否与当日情势相合，而决定取舍；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是研究这段历史时感到的第四点困难。
这些困难均须小心克服。而康梁由於玩弄两面手法，其政策的转变——由保中国不保大清，一转而为「假君权以雷厉风行」——，幸仍有可信史料，足资说明。本书所论，虽著重康前期的政治活动，亦即戊戌政变前的康的政治活动，但对康后期的政治活动的了解，亦将不无帮助。
康梁曲意隐讳的真历史，与其有意捏造的假历史，对当时及後世均已发生影响。本书则意在揭发被忽略的真历史。
在清末那个时代，康从事政治活动，是不可避免地要玩弄权术的。现在是实行民主政治，权术的玩弄应越少越好。诚实的政治家将得到历史家的欣赏。
康将他的托古改制哲学运用於现实政治，逐改窜日本历史以配合他的变法主张。他所写的《日本变政记》及《日本变政考》，在戊戌年即不敢刊行，即足资吾人鉴戒。
由於治戊戌变法史，这使我想起治民国史，特别是治中共政权的历史，在史料鉴别与诠释方面，恐将遭遇到较上述更多的困难。只要文献足徽，这些困难应仍可逐渐克服。
本书写作时，承国家科学委员会聘为国立研究讲座教授，近又改称研究教授。本书计收论文十二篇。为了证成我的说法，及免读者覆检原书之烦，故引书较详。所见史料，虽有极珍贵难得的，但毕竟有些资料我无法看到。本书所论仍不无揣测之词，未定之论。补充修订，谨俟之异日。
梁启超曾说，戊戌变法是新中国史的一章。新中国史有几项大事：
一、 推翻满清统治。
二、
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三、
实行自由平等的新伦理道德，实行民主政治。
四、
发展科学，发展农工商业，以期消灭贫穷，实现大同理想。
本书所论康梁谭唐的政治活动，正与新中国史的大事有关。谨以此书献给关心新中国国运的学人，并敬祈教正。
中华民国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黄彰健谨序於南港旧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