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需要"报告"
——我看《温故戊戌年》
亦鸣
2001年年初在书店见到 《温故戊戌年》（下文简称《温故》）,拿起书来看见副标题中的"历史报告"几个字，不由得想起"文革"中有个"诗报告"，印象中是不伦不类的东西，于是对这种新体裁产生了戒心，自然就没有阅读兴趣了。
后来，从网上陆续看到了好几篇评论这本《温故》的文章，有一些是尖锐批评，也有的是热烈赞扬（可参见http://wxbf.126.com/books/wxbooks.htm），一份"历史报告"居然掀起如此大波，不由得不引起关注。
一
从图书馆借到此书,翻阅一遍，我明白了其所谓"历史报告"就是借助一些文学手段，向广大读者报告历史。历史是人写的，那个"客观存在"的历史是"自在之物"，只有通过记载以及对这些记载的研究，才能为人所知。可是，并非专业历史工作者的一般读者，未必有兴趣有精力阅读历史记载和研究专著，即便有人想读也未必都找得到。《温故》就负起了向读者报告对戊戌变法这段历史的研究成果及其所依据的历史记载的任务。
笔者作了点统计：在《温故》的注释中提到的历史记载和历史研究的书（文），在九十种以上。正是依据丰富的材料，《温故》才描绘出了那色彩斑斓的戊戌变法的历史画卷。研究成果中首要的是黄彰健的，黄是台湾学者，他由档案材料和信札文稿等史料入手，在所著《戊戌变法史研究》中，揭出康有为、梁启超伪造奏稿等许多文件，从而在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中发生了重大影响。《温故》的《前言》中说，作者之所以写第二版并使其与第一版"面目全非"，就是因为看了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此外，所报告的研究成果的作者中，海外的萧公权，大陆的汤志钧、孔祥吉、朱维铮都是很有份量的学者。可以说，《温故》在对研究成果的选择上，其权威性和广泛性都是站得住的。
笔者认为康毕竟是一个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人物，所以不大赞同《温故》对康有为的苛责。但是，这也并非作者首倡。有的批评《温故》文章认为它依据的是梁鼎芬的《康有为事实》，而梁如何如何，其实对康严厉谴责的并不只是梁鼎芬（对于他也不能因人废言），台湾著名历史小说作者高阳，著有《十疑康有为诗并注》，兹引其第九：
"使得人间造孽钱，师徒海外望如仙；试言所保今安在?真佩诛心几道贤(谓严复)。(其九)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云："往者唐伯虎诗云：'闲来写得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以仆观之，梁任公所得于杂志者，大抵皆造孽钱。"又云："今夫亡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未必生衅，……卤莽灭裂，轻易猖狂，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保今安在耶?"此真诛心之论。大抵康梁每丑诋慈禧一次，必为德宗增一番罪过：此种变相的精神虐待，谓康梁意在弑君，亦无不可。"
高阳和严复都是赞同维新的，他们对康梁的严厉批评，不论是否确当，总不能又说是动机不良吧。
在一个"百家争鸣"的多元环境中，《温故》作者在不同的历史研究成果中，选择了这家而不是那家，这不是错。只要一种意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可作为一家之见存在。你可以与之辩驳，但认为是"歪曲历史"，未免太过了。
二
笔者认为《温故》一书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是它发生的影响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篇副题为《惊读'温故戊戌年'》的批评文章，提出"如果新版的文字成立的话，那么不仅戊戌变法史要重写，而且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历史事件都要重写，许多在这个领域里耕耘了多年的历史学家都要重新修正自己的历史观念，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要更改自己的历史知识。"这段话被另一篇批评文章引用，足见其份量。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重写"的事还少吗？被请下神坛的巨人也不止一个了。为什么对打破康有为的神话，这位读者产生那么大的震动呢？这倒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惊读"一文概括《温故》揭出的康有为问题共八个，其中三个直接是由黄彰健提出的。而黄的那本《戊戌变法史研究》出版于1970年。此后，大陆若干学者也写出相关问题的著作（文章），如孔祥吉的《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和《戊戌维新运动新探》。史学界尽管对黄的有些论点还有不同看法，但至少在"不是袁世凯回天津告密才导致戊戌政变发生"这一点上，已经基本上形成共识，可是这一条仍然在"惊读"一文所列的八个问题中。看来，之所以大"惊"，以致有"夜读新版，心惊肉跳，决不亚于斯蒂芬·金的小说所制造出的恐怖"之感，主要是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些新的研究成果。
黄彰健的那本书，大陆没出版，连《温故》作者在北京都到处找不见，普通读者怕也难以见到。可是，大陆也有一些有影响的专著和教材采用了和黄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啊。看来，专业的历史研究专著，非专业人员有机会阅读者少。而现在年龄在三十以上的人，他们在青年时期所学的教科书，则还有一些不实的观点。
笔者以为，《温故》作为一本普及性的历史书，普及了许多的新的历史研究成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应该得到鼓励。
回想一下，普及性的著作总是影响大于专业的著作。《三国演义》家喻户晓，而陈寿的《三国志》有多少人看过呢？韩俞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春秋》没几个人读过，而《左传》的故事则在中学教科书里都有。梁启超说："彼'账簿式'之《春秋》、'文选式'之《尚书》，虽极庄严典重，而读者寡味矣。左氏之书，其断片的叙事虽亦不少，然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源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普及作品要演绎成比较生动的故事，难免就不那么严谨了。吴晗写《海瑞罢官》，想必比较严谨，但据说不生动。《温故》的作者是资深记者，可能生动有余，严谨不足。求全也难啊。
近日见有人仿照"科普"的名称，将普及性的经济学文章称之为"经普"，今仿此例将普及性的历史作品称为"史普"。窃以为，"史普"是更有其存在价值的。科学如果只在科学家手里，也还可以发挥作用，创造出对社会有益的理论和实验的成果，而历史学只在历史学家手里，对社会是没有什么作用的。过去君权社会里，历史知识主要是为少数上层统治集团所用，作为"资治"的"通鉴"，梁启超即称《资治通鉴》为"皇帝的教科书"。现代民主法制社会里，应该有更多的民众从历史中吸取价值观念和经验教训，亦即梁启超所谓"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
没有普及性的书，许多新的历史观点只能局限在历史学家圈子里，陈旧不实的观点还统治着从以前教科书里接受过近代史知识的众人。所以，我以为对《温故》作的努力，在指出它的种种缺点错误同时，应该肯定其在历史认知的多元和普及上的价值。相比一些历史文学作品（特别是"戏说"），在向普通读者提供对历史的正确认知（或开辟百家争鸣的多元视野）上，《温故》可是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