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戊戌年》：《前 言》
在我的印象里，康有为先生是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终我们带来了真理、勇气和智慧，于是便在一九九六年写了康先生和戊戌变法的事儿，并在一九九七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就在获奖的那一天，我觉得得我的写作在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
那天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正在香港购物。一九九七是香港回归的一年，我曾经两度赴港采访，这是第二次。那天是圣诞节，我和一个哥儿们到宝丽金的专门店掏了一堆CD，然后就钴迸了书店，然后就发现了黄彰健先生。
我早就知道黄彰健先生，他是台湾的戊戌史研究专家，他写了一本《戊戌变法史研究》，大陆曾有介绍，但我始终没找到此书，在写康有为和戊戌变法时，我去过的书店和图书馆都没有这本书，而那篇历史报告就在没有看到黄彰健先生的书的情况下，写了出来。
现在，我发现了他的书，自然如获至宝。那本书有A4复印纸那么大，封面是灰色的，没有图，只有一些字，写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戊戌变法史研究》黄彰健”。翻开扉页，又知道此书是“科学委员合资助”出版的，怪不得灰不溜球的，像本大学生用的讲义。再看出版时间，是一九七O年，书里的部分纸张已经被水洇过，估计在书店地下室里压得过于长久。但价格却很贵，一百二十港币，便和书店的经理砍价，无论如何砍不下来，说是只有这一本，已经绝版了等等。我自然不相信，但咬咬牙，还是买了下来。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便读这本书，刚读了序言，我便再也高兴不起来。
黄彰健先生说：
戊戊政变后，康有为伪造衣带诏，对外伪称保皇……井否认图围颐和园。他们将游说袁世凯武装夺权，亦说成为保光绪；将政变的责任完全归之于旧党。
这指控是严重的。此说如果成立，那么，我们所熟悉的戊戌变法史，将有另外的一种写法。然而，戊戌变法的历史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我们为什么会始终因袭某种既定的历史结论——大陆毕竟有那么多戊戌史研究专家——而没有丝毫的检讨呢?黄彰健先生说，这很难说是史家的错处，他也是看到《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以及许多开放的清代档案（包括微缩胶卷）以后，才敢于“深入讨论”。以前，他也是多“尊重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自编年谱》及《康有为戊戌奏稿》”。现在他发现，他过去尊重的这些史料，许多都不真实，甚至有经心伪造的痕迹。
首先，戊戌变法以前，康有为从事的是“革命”，戊戌变法开始及以后，他要搞的是“改革”。这当然不能截然分开，但改革与革命毕竟不仅仅是不同的两个词。“革命”在当年等于“造反”，因此，“不能不玩弄丙面手法”，也因此，“分析他们的政治活功，不能仅依据他们对外公布的文件。康最懂得「文与而实不与」，我们须仔细揣摩他的话的真实含义。这是治戊戌变法史时感到的第一点困难。”
其次，“康梁最懂得「时措之宜」、「与时偕行」。他们的主张最缺乏固定性。而当时为了应付瓜分危机，也未尝不可联合满汉以对外。他们对满清政权的立场本有妥协的可能性。康是一个头脑复杂的人，有一套复杂的春秋三世托古改制哲学。他应付复杂的政治局势，我们不可将他的策略解释得过份简单。但其意旨所重，仍不能不加以揣测。由於他思想复杂善变，我们分析他的政治活动，对他的某些主张我们有时又不能太执著；对他意旨的揣测，我们有时似不宜说得太肯定，似乎如此才可脗合他的内心。这是研究这段历史时感到的第二点困难。”
《戊戌政变记》及《康自编年谱》记戊戌变法事，往往依凭记忆，所记史实发生年月及先後次序，常有错误。“而事件发生的正确日期的考得，往往可使若干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这些日期的考得，极为不易。这是研究这段历史时感到的第三点困难。”
老实说，看到这么困唯的研究，我一方面对黄彰健先生起了敬意，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样的研究，不是我所能承担的事情。我毕竟不是历史学家。但就在这时，一个长途电话改变了我的看法。
当时，我刚刚读罢黄彰健先生此书的序言，北京来的长途电话说：我写的失于戊戌变法的历史报告已经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我至今记得来电中那兴奋的语气。这是中国首次颁发“鲁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包括报告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一个作家，能把自己的名字与鲁迅先生连在一起，确是很幸福的事情。
如果不是恰在此时读到黄彰健先生的书就好了。我可能会忽略这件事情，井把我因获奖而产生的虚荣心保持下去。
如果那个奖不是和鲁迅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就好了。我可能不合会因写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而产生如此深深的自责。
总之，一本书和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我决定重新写作这部历史报告，于是诞生了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部书。
黄彰健先生的研究虽然不是定论。历史没有定论。否则就等于消灭历史。这一观点，我以为，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报告，包括我写的这本书。
那么，在写作了这本书后，我是否仍然认为康有为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呢？是的，我仍然这祥认为。在历史学家们的指引下，本书对人们熟知的康先生妁一些历史事迹有所更正。但人无完人。对康先生，对所有的历史人物，都理应如此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