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本想写“庚子国变史去请教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振江先生。我像一头初生的牛犊，在陈先生面前说了一些和史家的努力完全不搭边的话。比如我说，历史可以有论著，可以有小说，论著太艰深，不利于普及，而小说又有太多的虚构，不够真实，为什么不可以有像“历史报告文学”一类的东西，既有一定的深度，又利于普及呢?陈先生沉吟了一下，说，这很难，不要说大陆，就是港台的史学界，也少有人做这样的工作。“但，如果有人这样做，会很有意义。”他由是鼓励我尝试。我于是开始研究“庚子国变”的历史。研究了半年，才领会了陈先生说的“难”字。浩瀚的史料使我这个史学门外汉简直摸不着头绪。于是避重就轻，选了史事比较简单、线条比较明快、人物不那么庞杂的晚清立宪改革作为我的第一次试笔。这就是这组历史报告中的第四篇《世纪晚钟》，当然，这次成书时，《世纪晚钟》有很多的增删和修改。
但写出来的东西总要有地方发表。不料，这成了一件比写作还难的事情。我写了前三章后，先是找了几份大杂志，都说写得“很好很好”，但要发表——时值一九九○年——却都踌躇。最后找了《八小时以外》，一份我给它写了十年稿的杂志。今天看来，真像一个笑话。《八小时以外》是一份休闲杂志，发表历史报告实在是难为了它。但凭我和它的老关系，主编李顺、师宜和与杂志社的编辑们都同意“看一看”。这一看，居然大为感奋，“同意发表”，但得由出版社社长“定夺”。很幸运，出版社社长对历史很有兴趣，竟细细地读了我的稿子，指出“可以发表”，但“必须有历史学家的审定，以把握史实的真伪”。
我很幸运：陈振江先生答应做第一审校。其实，陈先生为我做的事情还更多，他不仅认真审阅并修正每一章的史实，甚至《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的名字（当时发表时的名字）也是他亲自敲定的。可以说，没有陈先生的鼓励和教诲，那部稿子的完成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包括陈先生在内的许多史学家对我的一些有关历史的看法给予了宽容。他们认为历史是可以讨论的，因此我对史料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也是可以存在的。这种宽容和对一个史学门外汉的鼓励与鞭策，是我把历史报告的创作坚持下来的强大动力。后来无论面对多少困难，我都没有退缩。
一九九三年夏天，当时，中国首届报告文学评奖活动．正在进行中，一批文学界的专家、老师，正在酷暑中审阅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部报告文学稿件。我得到消息时，评审已经进行到尾声。
忽有一天，我的挚友卢跃刚（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新闻编辑中心副主任）对我说：“听说你写了篇历史方面的东西，怎么不给我看看?”
我说：“惭愧，没什么好看的。”
他命令我道：“拿来。我看看。”
便给了他，就是《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
正是三伏天气，卢兄连夜挥汗如雨，竟读完了。
第二天，他满世界找我，说：“他妈的，这是近年来写史的最好的一篇东西。”
随后便是给报告文学奖的评委们送稿子，请他们审阅。老实说，评委们当时已经审阅了数百部书稿或杂志上发表的稿子，我估计早就审烦了，看累了，而且，准备收摊了。忽然又插进来一部名不见经传的什么作者写的关于什么一百年前的事情的稿子，实在是看不看两可的。
真不知卢跃刚同这些评委们是什么关系：所有的评委听了他的推荐，居然把我的稿子认真地读完了，而且一致同意让它进入报告文学奖的候选名单！
我大激动。这时，我才知道，在中国，有一批致力于报告文学复兴的人物。他们多年如一日，为发现和培养新生的报告文学作家而辛勤劳作。每发现一篇好报告文学，他们便像看到了自己生出的孩子一样兴奋、激动；每发现一个有前途的报告文学作者，他们就不遗余力地进行栽培。
刘茵老师，《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读了我的稿子，和另一位副主编高贤均先生，立刻决定，把它全文刊载在《中华文学选刊》的头条位置上。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期的稿子已经发排了，为了上我的稿子，他们撤掉了好几部稿子，才把我的这部十几万字的稿件安排上。但如何解释一部三年前的稿件，今年才得以刊登呢?他们想出了一个词，叫做“文苑遗珠”，并在此栏题下，刊载了这部稿子。
李炳银先生，文学界称之“报告文学评论界第一小提琴手”，很少有报告文学能有幸得到他的青睐，这一次，居然为我的稿子，写了洋洋万言的评论。后生何幸，能进入他的法眼。
随后，他们便与《八小时以外》联手，召开了我的作品讨论会。首都文学（评论）界的泰斗人物悉数出席，给我以极大的鼓励和鼓舞。我最没想到的是，荒煤先生不仅读了我的稿子，而且出席了讨论会，并鼓励我写一部关于袁世凯一生的作品。
真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由于这些师长的鼓动，《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居然起死回生，复又红红火大了起来。一些报纸开始连载。至少有八家出版社与我联系，要求出版它。一位出版家对我说：“今后，只要是你写的历史书，你写一部，我出一部。”
但我却变得审慎起来。我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不想借助这种红火的势头而粗制滥造。我必须对得起那些鼓励我、看重我的师长和读者。我开始修订我的书稿。
就在这种修订的过程中，戊戌变法的历史进入视界。
为了搞请戊戌史，我做了更努力的工作。
首先是廓请疑问。戊戌史留下了大多的疑点，如翁同龢的被罢究竟是光绪皇帝的旨意，还是者佛爷的意思；慈禧是反改革的，还是支持改革的；政变的原因是什么，等等。由于有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认识，我觉得我有了重述这段改革史的基础。
其次是关于袁世凯的问题。他在戊戌年告密了吗?他的告密是否导致了戊戌政变?他的一切行为究竟该如何解释?
为了搞请袁世凯的问题，我谢辞了所有出版社急于出书的好意。我决定先写一部关于袁世凯的传记，以为写作戊戌年历史的准备。
《袁世凯传》，我整整写了一年时间。当我把袁世凯的整个一生搞清楚后，我觉得，他在戊戌年间的表现，可以有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解说了。用一年的时间搞请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值得。
《温故戊戌年》就是在这样的准备下进入写作的。它在《青年文学》上摘要发表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些情况，我已经写在本书的“前言”中。
关于这部历史报告，后来也有许多评论，甚至展开了争鸣。其中欧阳明先生的称许最能满足我的虚荣心，就引一些在下面：
《温故戊戊年》（以下简称《温》）消解旧论，倡立新说，言之成理，实属不易。故事的叙述者细敲历史，想象本真，虽非神非帝，却又胆识过人，才华横溢，是位高手。
《温》的成功在于运用史实推导出令人信服的新见解。无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过去对戊戌变法的考量基本上停留在政治层面，其中也不乏庸俗政治观的判决，因此，旧有历史观还未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这段惊心动魄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这种政治范式化的历史却借助权威构成中心权力话语，垄断着对一段历史的言说，并凭依影视文学而普泛于民间。
《温》的崛起，“破”字当头，意欲消解旧史学与影视文学中历史政治化定论，其摧毁对手的策略是细敲历史，即通过重新拷打史实破坏旧说从而重建历史。这种细敲历史的具体方法有二：一是利用旧有史实推翻旧的结论，一是利用新有史实证伪旧的判决。
破旧也是立新。既然旧的历史言说问题成堆，那么真正的历史是个什么样子呢?《温》的这种立新之道有两途，其一便是多角度地审视历史。复杂的历史一果多因，一因众果，多因多果，如果只从一个方面理解历史，要想避免片面性就不可能。《温》不满足于只从政治的旧轨打量历史，而更愿立足于大背景，用人物心理、文化意识、社会制度等多重交叉的目光考核戊戌变法……这种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多角度地审视历史，既写出了历史人物的丰满性格，也表现了历史的复杂面貌，还原了由人所完成的历史必不可免要打上的鲜明个人性格戳记。无论破旧还是立新，叙述者均有杰出的表演。②
当然，欧阳明先生面对如此众多的同样研究戊戌史的历史学家，也审慎地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温》文对一段历史的破旧立新果真可以成立吗?”对此，他说：
这一切可不能由文学说了算。对戊戌变法历史本真的定夺，只能由历史学负责，所以，我们估量《温》对历史把握的价值，必须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去理解。《温》叙述的是作者心中的戊戌变法，主体性很强。《温》文的本意在以史鉴今，用一种精神来启悟现实：呼吁我们自己今天的改革要健康有秩序地持续下去，强调社会主义改革是一种自我完善!我以为这才是《温》的立文初衷。③
我同意欧阳明先生的看法。我从不讳言，历史报告当有现实意义。无论如何，我是在“现实”的位置上回溯“历史”。那么，我当然希望“历史”能够告诉“现在”：我们这一代“现代人”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摆脱历史的制约，“历史”的阴影还会笼罩“现实”多久，或者竟像马克思说的，总是“死人抓住活人”？
从这方面说，我又不像欧阳明先生说的那样乐观。我对历史对今人的启迪和今人对历史的感悟总有些失望。因为，数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对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历史教训，我们仍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表演，一处废墟压盖住另一处废墟。正像黑格尔所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从来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这是历史对历史的箴言。我不敢把这箴言藏为我个人的财富。所以，，尽管失望，我还是顽强地写下去，一直到这组历史报告中的“晚请篇”能够结集出版。
因此，我要感谢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先生和责任编辑刘华沙先生，是他们的鼓励使我在历史报告方面的十年耕耘，结出一个完整的果实，奉献给我们的读者。
一九九八年十月修订于北京西坝河
[注释]
① 欧阳明《在细敲与想像中把握历史》，《青年文学》一九九六年第一期。
② ③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