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1823－1901）

    【梦史氏按】在晚清七十年中，掐头去尾，中间的四十年，李鸿章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央位置，站在军事、政治、外交的第一线；然而当戊戌变法时期，他正因受甲午战争失败之累，一定程度上"靠边站"了。但是，他巨大的身影，仍然对戊戌变法发生影响。 因为他是如此的重量级人物，又不在戊戌年聚光灯的焦点，因此更显得神秘，他的作用更需要通观其全部历史来帮助判定。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被迫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但是，直到20年后，才开始自强图存的过程，这一过程即以洋务运动为开端的近代化过程。李鸿章毫无疑问的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而他提出来的"内须变法，外须和戎"的方针，更超越了洋务的范围，可说是当时中国最为恰当的总路线。
     然而，让人不解的是，李在"变法"方面却罕有建树。为此，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中批评他"苟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名望以战胜旧党者"。
    但是仔细考察，笔者觉得似乎对李是有点苛求了。
     李被称为当时中国的"第一重臣"，甚至有"东方俾斯麦"之称，但这是夸大了李的分量。李在最受宠幸时，主要职务也只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然，他的影响似乎要大于他的职务，但绝对不是如俾斯麦那样的"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宰相。诚然，他提出的建议得到格外重视，但并不是都得到批准，在朝中，慈禧太后以及皇帝之下，还有恭亲王、庆亲王等执掌中枢的王大臣，还有掌握财权的户部大臣，在地方还有各位督抚，此外来自清流的批评更是无有宁日。李去世时有有德富苏峰著论一篇,称："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道有北京朝廷。虽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亲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况各省督抚，满廷群僚，其不释然于彼者，所在皆是。盖虽其全盛时代，耳其在内之势力，固已甚微薄，耳非如对外之有诬陷权力无限光荣也。"难怪严复的挽联称："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
     此外，李鸿章不是一个理论家、战略家，而是一个实干型的人物。有人批评他陷于事务，但笔者看了他的若干篇书信后，不禁有感：像派遣留学生的事情，现在只是国家教委下面的一个司局的具体工作，而当年还要李鸿章这样可说是"常委"级别的人物亲自策划、组织，可见，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实干家，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将更为蹒跚。有论者提到李鸿章"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更多的注意。"对于他心血关注的北洋海军尚且顾不过来，怎么要求他更多呢？
     即便如此，德富苏峰还是认为李鸿章"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对此论断，梁启超不仅全文引用在他的《李鸿章传》里，而且认为"以上之论。确能摹写李鸿章人物之真相，而无所遗，褒之不过其当，贬之不溢其短，吾可无复赞一辞矣。"
     然而，这样一个人物，却长期以来蒙受恶名。梁启超曰："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可叹者，梁氏之后百年已过，此种恶评犹不绝于耳。有论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个原因是有关的原始资料汗牛充栋。第二个原因是自他去世以后，中国历史浮沉变迁，不利于对他的一生事业作出更为同情的评价。"
     以上意见当否，诸君自行判断。笔者还想补充一点，李鸿章最挨骂处在于其外交谈判。大家都说"弱国无外交"，特别是在战败之后，却要求李鸿章在谈判桌上使国家毫发无损，岂可得乎？历史学家陈恭禄，在看到历史上有关外界问题的纷争，深有所感，特地指出"更当说明此者，外交上之事件，尤易引起争论。盖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此种畸形偏狭之心理，徒为害于国家。"试看今日之"愤青"言论，便不难理解李鸿章蒙冤之由来。
    李鸿章的缺点错误，决不会少，值得好好总结。但是，若将他当作一个"卖国贼"来一笔抹杀，就关上了理性研究之门。

有关李鸿章的书目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李鸿章

  李鸿章年谱

  清史稿·列传：李鸿章

  《李鸿章传（梁启超）》选载之一

  《李鸿章传（梁启超）》选载之二

  《李鸿章传（梁启超）》选载之三

  《李鸿章传（梁启超）》选载之四

专题：李鸿章与甲午战争
  甲午战败，李鸿章背负“卖国”之名，对此梁启超有言：“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在此题中，选录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评论数则，相同之认识是：误国则有，卖国则无；而不同角度的观察、不同程度的批评，可供读者扩展视野。

    梁启超评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  陈恭禄评甲午战争及李鸿章  苑书义论李鸿章之消极防御  戚其章谈“帝党主战 后党主和”  戚其章就中日海防观论甲午海战的胜败

  专题：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李鸿章之负“卖国贼”恶名，源之于签订马关条约似乎甚于甲午战争。从前一专题中看，李鸿章对于战争的指导，确有可批评之处，所谓“误国则有，卖国则无”。而到了马关议和之时，败局已定，城下之盟岂能不丧权辱国？却将骂名归于奉旨谈判、奉旨签约的执行者，岂不荒唐？！本专题选录“李鸿章与马关议和”，看看他在议和中的作为，就可知是非曲直。而李鸿章与沙俄签订之密约，受到指摘则似乎更有理由，本专题略作介绍，看看到底问题有多大。至于李的整个外交活动，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中《外交家之李鸿章》有精辟之论。而《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和戎观》一篇则将其外交活动的指导方针，置于其“内须变法，外须和戎”的系统之中，可得到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李鸿章马关议和  李鸿章与中俄密约  外交家之李鸿章 李鸿章的和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