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森有礼的辩论
     1876年1月24日(即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前往保定直隶总督官邸，拜会了清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要就朝鲜局势问题进行会谈。席间在谈到明治维新时，两人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这场舌战反映了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及向西方学习的-些看法。下面就是其中两段谈话的记录。两人见面，寒暄几句以后，李鸿章就问森有礼对中西学问的春法。森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系旧样，已无用了。"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答："五分尚没有。"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郑永宁(日本使馆书记官)："这是外貌，其实实质尚未尽学会。"森："敝国上下俱好，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出法儿的一个人。"两人又谈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一系列改革。李："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其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森："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李："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森："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李："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才不得不采之外国。"森；"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人关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这种服制。"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是用欧俗。"森："然而变革总是变革，特别是当时贵国强迫作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
     这一场唇枪舌剑的论争，看起来似乎只是围绕着服装问题，实际上却暴露了李鸿章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中国未来的改革的基本态度。他认为学习西方"军器、铁路、电信"之类是可取的，而对改变历法、服装等"祖宗成法"，特别是变革政治制度，则坚决反对。（【梦史氏按】读者仔细看看李鸿章的话，他哪里说到日本的'变革政治制度'了？服饰难道是政治制度吗？）他不但以此批评日本明治维新，而且断然表示"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
     早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12月10日，李鸿章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就曾经谈到他对明治维新的看法。奏折写道："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哄，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开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从这份奏折可以看出，李鸿章从洋务派的立场出发，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学习西方军事、工业技术以及借洋债、派遣留学生等项，还是表示赞赏的，并从中受到启发，鼓舞了他'进行洋务活动的决心。但是，李鸿章对于日本进行政治制度及历法服装等方面的变革，却不以为然，甚至明确表示反对，·并对日本欲由此"称雄东土"，不无隐忧。
     黄遵宪等人对明治维新深入考察
     黄遵宪是首任驻日参赞官，1877年(光绪三年)随首任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他在日本的五年期间，广泛结交日本各方面人土，深入调查日本历史和现状，大量收集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日本政治各机关各地方发布的各种公报、法令、统计表等第一手材料。他从1879年(光绪五年)开始，花了八年多功夫，直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部巨著。全书共四十卷，五十万字。分为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类。黄遵宪与顾厚馄不同，他研究日本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中国变法维新、独立富强的道路和方法。因此，他写《日本国志》的重点，是在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教训上。他在"凡例"中声明，"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率涉西法，尤加详略，期适用也。"实际上也就是为中国维新变法提供借鉴。
     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过程。据他自己说，当他1877年刚到日本时，"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论者或谓日本外强中干……纷纭无定论."他所交往的又大多是些不满变法的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叹息,充溢于吾耳."因此,黄遵宪对明治维新尚抱怀疑态度。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他逐渐改变了看法。他说："及阅历日深，闻见之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
     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评价很高，他的"日本杂事诗"中专门有-首描写明治维新的诗，下面注曰："明治元年，德川氏废，王政始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他在《日本国志》里对明治维新的原因、动力、意义以及实行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措施都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在"霸政久窃，民心积厌，外侮纷乘，内讧交作"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黄遵宪指出：日本原来也和中国一样闭关自守，"直至坚船巨炮环伺于门，乃始如梦之方觉，醉之甫醒。"但是，日本能够举国上下，发奋图强，通过学习西方，变法维新，不但保持了独立地位，而且要与世界强国竞争，这难道不值得中国的爱国志士们深思吗?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呢?他特别强调那些维新志士的作用，认为"二三豪杰，遭时之变，因势利导，奋勉图功，率能定国是而固国本。"并歌颂他们一往不顾，视死如归，"真是何其烈也!"黄遵宪还具体介绍了明治维新后各项制度的改革，如官制、税制、币制、法制、兵制、学制的变化。他非常赞赏日本明治政府大力提倡"殖物产，兴商务"的政策，由国家资助民间商人开办工厂、轮船公司以及开矿、修铁路、办邮政，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他还倾向于兴民权、立宪法、开国会，并预言日本"十年之间必又开国会"。总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起到了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来指点中国革新变法道路的作用，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很多新鲜的启迪。
     甲午战争前中国人众说纷纭的明治维新观
     ……中国主张维新变法的人士几乎人人谈日本，个个推崇明治维新。除了前面介绍的黄遵宪外，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如郑观应、王韬、康有为等也竭力鼓吹仿效日本明治维新。
     郑观应在著名的《盛世危言》一书中指出："考日本东瀛一岛国耳，土产无多。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竭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如有亏耗，设法弥补，一切章程，听商咱主，固能百废俱举。"
     王韬在《搜园文录外篇》中也说："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唯恐其人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并其冠棠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早在70年代末就已经读到日本书，开始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之成效，并产生仰慕之心，主张翻译日本书籍，研究明治维新。据他自己回忆："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1888年(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第一次上书中说："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不敢伺。"此后，他几乎每次上书都要鼓吹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实行变法的主张。
     然而，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中间，轻视或反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也仍然大有人在．一些顽固守旧的儒生们，尚在那里百般讥笑日本的维新改革。如1885年(光绪十一年)，一位"四明浮槎客"访问日本时，写了若干首"竹枝词"。词中挖苦日本学习西方："国法纷纷日逐更，究依何国没权衡。昨天美法刚刚换，今又匆匆奉大英。"他指责日本改革是"暮令朝更，如同儿戏"，还嘲笑日本变法"移风易俗太荒唐，正朔衣冠祖制亡。""文明开化说常夸，直是吴牛井底蛙。"另一个儒生易顺鼎，在《讨日本檄文》中谩骂日本学习西方维新改革，是"效冠服于他人，驴非驴，马非马。纪年僭称明治，实愈纵其淫昏；改正妄号维新，且弥滋其污秽。"
     1893年(光绪十九年)访问日本的黄庆澄曾对这种顽固守旧的认识加以批判。他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仿行新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乃是"急急于新耳目振国气者"，"虽贻千万邦之讪议而不之顾"。他赞赏日本维新领导人"洞烛外情，知己知彼，甘以其国为孤注，而拼付一掷"。黄庆澄认为这才是"豪杰谋国，其深思远虑，非株守免园册子者所可与语。
     黄庆澄访日时，曾在中国驻神户领事馆，与领事郑孝胥畅论日本明治维新。郑孝胥经过实地深入考察，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利弊得失，作了一番具体分析。他认为日本维新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发展了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他说："其自通商以来，特以劝工为重。人材拔于乡校，则各有专长；农商讲于学堂，则别立一部。集会社以厚贾人之力，则利权悉归；设赏牌以课杂艺之长，则游民益鲜。铁道周于国内，则呼应皆 通；巡捕遍于民间，则盗窃尽敛。其务营外饰，而府藏足支，实自取法欧人，而体段粗具。"但是他又指出："利固验矣，害亦随之。"对于明治维新关于政治、法律方面的改革，郑孝胥仍有批评。他说："租税太重，则民弗克堪也；刑法太轻，则下无所畏也。党会愈盛，则奸人得以煽其徒也；议院既开，则政府莫能安其位也。有练兵之名，而非常养之额，则士卒无固志也；为共主之说，而失可持之柄，则君上如具文也。"
     以上这些著作、文章、奏折、诗词、议论，从各种角度，反映了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明治维新观。
     甲午后维新派的明治维新观
     中国维新派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变法维新；而要维新，就要学习西方。既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效，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向日本学习呢?为了救亡图存，变法自强，就只有卧薪尝胆，认真向昨天的敌人日本学习。因此，康有为终于明确地提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
     维新派还认为以日本为师是学习西方变法维新的一条捷径。康有为说："籍其同文，因其变迹，规模易举，条理易详．比之采译欧文之万难，前无乡导之盲瞽，岂不相距万里哉?"他还做了形象生动的比喻："譬如作室，欧美绘型，日本为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欧美觅种灌溉，日本锄艾，而我食之也。"梁启超也主张充分利用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果："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人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因此他们乐观地相信只要学习日本，便可以事半功倍，后来居上。康有为曾对光绪皇帝当面宣传："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
     ……
     此外，以日本为师还有许多有利条件。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地理相近，交通方便，风俗相似，文字易懂。两国原来所处的社会性质、受西方冲击压迫的形势也差不多，''其守旧之政俗与我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而且日本明治维新为时不久，易于模仿。相比之下，"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宪法，地远俗殊，变久迹绝"，也难于效法。
     中国维新派不仅主张学习日本，而且还主张与日本、英国结成联盟，共同对付俄国的扩张。（【梦史氏按】到了戊戌时，某些康有为周围人士，竟然提出与日本"合邦"，也许他们动机良好，但是糊涂到引狼入室，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