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重大改革。就这次改革的指导者而言，多多少少是以明治维新的日本为蓝本的。而作为邻国的日本，出于其政治、外交、军事等诸方面的考虑，对此一事件有着细致的观察，并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与英国等国做出了相当强烈的反应。可以说，日本的经验影响了戊戌变法，而日本政府又是影响戊戌变法时期清朝政治方向的重要因素。本文的侧重点在于后者，即对日本政府在戊戌变法中尤其是戊戌政变后的所作所为，做一系统的考察，以解答戊戌变法研究中的若干疑点。 ……
    

一、戊戌变法时期中日关系之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与俄国在远东形成了对抗，双方进行了激剧的争夺。英国虽尚未与日本正式结成同盟关系，但在远东事务上多支持日本；俄国与德国、法国共同干涉"还辽"后，在远东外交上也多有合作。这就形成了以日、英为一方，以俄、德、法为一方的在远东的争夺。当然，双方的这种界限是模糊的，而并不是十分清晰的。
     甲午战争后日、俄两国在远东的争夺首先在朝鲜半岛进行。……
     俄国、德国在华势力的扩张，英、日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由此形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日本为了与俄国对抗，努力与清朝修好，支持清朝内部的亲日势力；另一方面，它并不认为清朝本身具有重要的力量，在东京和圣彼得堡，两国就在华利益互相协商、妥协，日中修好的策略只是其整个外交战略中的一部分，并且处于从属的地位。就具体执行人而言，也更多地表现为个人色彩，如参谋本部次长（后任总长）川上操六、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日本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等等。本文作者以为，"日中修好"尚未形成为日本政府整体的明确而既定的重大决策。北京当时并不是外交的中心，东京、圣彼得堡、伦敦甚至巴黎，才是日、俄等国外交官的主要活动舞台，日、俄等国的对华基本政策主要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形成。在他们之间讨价还价的商谈中，并没有清朝的声音。
     正因为这一原委，1897至1898年列强在华的强力扩张中，日本并没有忘记切大自己的蛋糕。……
     相比于当时德、俄、英、法对于青岛、旅大、威诲、新界、广州湾的强占，日本此时的对华政策显得相当温和，至少没有露出锋利的牙齿。清朝内部从甲午战争时期出现的极度仇日由此发生了变动，相当多的重要人士表现出亲日甚至联日的倾向，其中有光绪帝、张荫桓、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蔡钧、康有为、谭嗣同、杨深秀、唐才常等人。可以说，日本的工作取得厂很大的成功，李鸿章出访后制定的清朝"联俄拒日"的外交方针，已经动荡崩析。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制定并实施其对华外交政策。然随着清朝戊戌变法过程的起伏，日本政府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又有着许多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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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简短的结论

     日本政府对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或许在日本外交史上只是那种不显山水的平淡，但在中国政治史和远东外交史上却有着很大的意义。它不仅决定了当时许多重要人物的命运，而且对当时和后来政局变动影响甚大，一些历史的疑点可以从中寻出答案。本文作者不厌其细烦琐论证作此长文，目的正在于此。
     自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后，日本政府为了破坏或削弱中俄同盟关系，开展了一系列的对华外交攻势，培养和扶植亲日、联日的势力。动作虽然不多，但效果十分明显。无论是主张激进改革的康有为及其党人，还是主张渐进改革的张之洞等官员，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可以说当时改革派大多倾向于联日。主张联俄的李鸿章和坚决反日的翁同稣在政治上的失势，又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访华，使得许多改革派人士要求将伊藤留下来。对于正在进行的戊戌变法，日本政府由于其本国的经验，以欣赏的眼光看待之，但未卷入实际事务，也未多作评论，尽管他们也已从本国经验中看出了一些政策过激、过快的失误。伊藤博文临行前就宣称，若见光绪帝，将告之改革不可图急，徐徐为之。日本公使馆秘书中岛雄二也称，康有为处事太轻率，可能会引起混乱。
     自9月22日（八月初七日）得知戊戌政变的消息至11月8日（九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大隈内阁垮台，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对戊戌政变后的清朝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政策。代理公使林权助、前首相伊藤博文、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公使矢野文雄、天津领事郑永昌、代理上海总领事诸井六郎、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此都有着一反以往的出众表演：公开救助张荫桓、黄遵宪，私下救援梁启超、康有为，阻止废除光绪帝，多次劝告清朝实行温和主义；同时为了保持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参加了各国派兵北京、迫甘军撤离的联合行动。日本政府在后两项行动中，与其他各国不同，即多次主动与总理衙门联络，保持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日本政府在这一个半月中如此深入地公开介入中国的内政是前所未有的。大隈重信等人的积极表现出自于他们的政治理念，多多少少也出自于他们从事维新的个人经验。
     自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后，青木外相实行了"务实"的外交政策，这一方面是政变后的政治局势已经明朗，慈禧太后建立了绝对的统治，日本不愿与清朝政府有过多的对抗；另一方面是强调张之洞等政治强人的作用，力图建立与张之洞等政治强人的军事、政治、留学等多方面的关系，对康有为等改革派人士也不再有兴趣。这一政策取向，一直持续了很久。
     以上是从时间的纵线而言的。
     如果横向比较来看，对于清朝的戊戌变法，日本政府在各国政府中是最为关注的；各国在华外交使团中，日本也是最为活跃的。当时各国对于日本的做法也有做法也有自己的看法。一名德国记者的评论，很有代表性：
     对于中国的改革，日本人的意图也许是真诚的。他们相信改革，因为他们有过成功的经验。日本人大概是想成为中国的参谋和教员，正如欧洲人以前对于日本那样。但是，日本首先想要的是和一个经过改革的、对日本的灵感言听计从的和真正有战斗力的中国建立一个联盟，为的是筑起一条坚固的堤坝，以阻挡欧洲的冲击。日本人的大目标是谋求亚洲的"门罗主义"，也就是把外国人从东亚挤出去。 这位德国人出于欧洲人的眼光，感到了一种威胁，但宣称日本的最终目的是将欧洲从东亚挤出去，当时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办到的；但对照后来的远东历史，却是较早地揭示了日本此时发端后来盛行的"亚洲主义"的实质。
     戊戌变法之后，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是大为增强了。不管是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在武昌等地的地方大吏，在东京等地的中国改革派人士和革命派人士，都与日本朝野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由于各方的目的、方法不同，展示出历史变局的多样性。进入20世纪之后，日本很快取代英国，成为在华影响力最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