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维新志士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打击幕府，并控制了一些强藩的政权，建立了倒幕的武装力量和基地。1867年(日本庆应三年)底，维新势力以天皇名义宣告"王政复古"，废除幕府，命将军辞官纳地。幕府旧势力当然不肯自动交出政权，1868年(明治元年)初，经过戊辰战争几个月的武力较量，打败了幕府的军队，建立起明治新政府，并继续镇压幕府势力的反抗，直到1869年5月x本武扬投降，幕府武装力量才被彻底消灭。明治新政权确立后，逐步进行政权建设，把原来以将军为首的幕府领主阶级的封建政权改造为以天皇为首、维新派下级武士为核心、代表资产阶级与地主联合专政的新政权，并通过一系列官制、机构的改革，使这个政权得到巩固和健全。然后，由这个强有力的新政权来发布命令，逐步进行除旧布新的各项重大改革，如奉还版籍(1869)、废藩置县(1871)、改革封建身份制度(1869-1873)、废除封建俸禄(1876)、地税改革(1873)、教育改革、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后制定宪法(1889)，召开国会(1890)，使日本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维新派却始终没有真正取得政权.当时，虽然名义上是光绪皇帝亲政，在百日维新期间，也发布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新政诏令。但是。旧政权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最高权力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重大问题的裁决、高级官员的任免，都要由她决定：中枢机关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实权也还在守旧势力的控制下,至于中央各部尚书、侍郎以及地方拥有军政实权的总督、巡托等大员，也绝大多数是反对维新的守旧派。首都周围的武装力量--北洋三军控制在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手中.维新派的成员最高不过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如谭嗣同、林旭),能够见到皇帝、起草谕旨而已。而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仍然是个地位很低的工部主事，仅仅见过一次皇帝，在顽固派的阻挠下，只封了个总理衙门章京这样的小官，以至他根本不愿去上班。至于维新派另一个代表人物梁启超则只是个举人，始终连个官职也没有。就是维新派所依仗的光绪皇帝本身也并无实权。他下了那么多新政诏书，在各级守旧官员抵制下，几乎都未得到贯彻执行。尽管光绪三令五申各官"不得敷衍因循"、"岂容观望迁延"、"不准空言搪塞"，甚至一再宣布"倘再藉词宕延，必予以严惩"。可是守旧官员依然阳奉阴违，敷衍了事。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与两广总督谭仲麟对百日维新两月里的谕令筹办之事，居然"无一字复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藉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谭仲麟且并电旨未复，置若罔闻。"梁启超对此评论道："数月以来，新政之诏多矣，督责大臣之旨多矣，乃日日降旨严催而诸臣藐然，日云必加严惩而未闻一惩。盖上无权既久，大臣所共闻知，彼等有深宫之简畀，有宦寺之奥援，岂畏此守府之君、空文之诏哉。"（【梦史氏按】这一段所谓"中国的维新派却始终没有真正取得政权"，实际是认为只有康梁一伙才是维新派，而凡是不采取他们的激进路线的一概斥之为守旧、顽固。请参看本网站"众说戊戌－百日维新之中－参加变法的派别"，应该说当时掌握中国政权的基本是赞成变法或不反对变法的）
     当然，中国的维新派并非不想掌权，但他们没有实力也不愿意采取激烈手段夺权，而总是幻想通过光绪皇帝改革官制，设立一些像制度局这样的机构，和平掌握政权。（【梦史氏按】这里使用的"和平掌握政权"，似乎是认为应该采用暴力。改革本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并非暴力革命；同时，中日情况不同，不存在日本那样的国内敌对力量的争斗，岂可照搬。）这种企图因遭到守旧势力的抵制而失败。以维新派视为变法关键的开制度局一事为例，康有为一再上书皇帝请开制度局以统筹新政全局，光绪也认为"事关重要"，屡次命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们"切实筹议具奏"。而守旧派大臣们认为"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因此竭力加以反对,.......（"废我军机"危及到的并非都是守旧派大臣，请参看本网站，"惟我独革"的做法排斥了本来的同盟军，连康有为的弟弟也认为他'同志太孤'。）
     ……
     先比较一下中日两国夺取政权、实现维新的客观形势。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国内革命危机已经成熟。当时日本农民、市民暴动此起彼伏，至60年代进入高潮，空前猛烈，仅1866年1年，农民、市民暴动就达四十三次之多。1867年几乎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可好啦"大骚动，致使京都、江户、大阪等地军警机构两个多月处于瘫痪状态，人民群众的斗争动摇了幕府封建统治的基础。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围绕批准日美亲善条约与选择将军继承人的争论，多年不干预政治的天皇也有了政治发言权，逐渐形成了朝廷与幕府两大政治中心。强藩、下级武士普遍对幕府不满，离心倾向越来越大。1859年，幕府大老(最高执政官)井伊直弼制造"安政大狱"，残酷迫害维新志士，第二年并伊直弼本人即被反幕派武士刺死，说明双方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接着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幕府统治处于内外交困、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之中。维新派及时抓住时机，发起尊王倒幕，抬出天皇，宣布大政复古，并用武力讨伐幕府，取得戊辰战争的胜利,终于推翻了幕府封建旧政权，建立起维新派执政的明治新政权。（【梦史氏按】以上这一段，是所谓阶级斗争观点的运用，什么"日本国内革命危机"，和明治天皇名义下的维新，似乎扯不到一起。）
     ……
     我们还应该看到个人因素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维新派领导人的能力、气质和采取的方法、策略，与维新成败也有很大关系。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日两国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有相似之处，如大多是知识分子，年龄正当中青年，血气方刚，忧国忧民。多数曾接触过西方思想文化，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然而，不同的是日本维新派骨干是中下级武士，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于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善于争取各种力量，讲究斗争策略，例如在政府内排除保守派、废除贵旅特权、制订宪法、召开议会、修改不平等条约，都是采取稳扎稳打、减少阻力、逐步推进的策略，以至于能够逐渐实现其目标。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梁启超就承认他的老师康有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老奸巨猾的李鸿章也把他们视为"书院经生、市井讼生之流，不足畏也。"他们在维新措施和斗争策略上也有些急于求成，不顾实效。如变法一开始便裁撤旧衙门、裁减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激起守旧势力群起攻之，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同时又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如拒绝联合一些洋务派官员等，结果使自己十分孤立。（【梦史氏按】这点是很实在的问题。不过，似乎不只是"个人"。陈寅恪谈戊戌变法，认为有二源，一是康有为等知识分子，一是如陈宝箴这样的官吏。光绪皇帝偏向于康有为，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明治维新则是在实际掌握藩政继而实际掌握朝政的官员引导下进行的。）
     中日两国的维新运动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点，恐怕还应该更深入地从两国国情的不同，尤其是从两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区别中探讨其根源。
     从社会政治结构的角度来看，日本一直是个封建领主制国家．德川时代是幕藩体制，这个面积不算大的岛国上竟有二百六十多个割据的藩，而每个藩的领主(大名)都拥有独立……
     还有两国文化历史传统的不同也值得注意。日本自古以来有向外国学习的历史传统，古代着重学习中国文化，近代以来又大量吸收西方文化，并能与自己的民族文化相融合。因此，明治维新推行文明开化政策，阻力较小，成效显著。另外，日本历来提倡武士精神，崇实而不尚虚浮的理义空谈，这种精神对变法改革也是有利的。相反，中国是文明古国，知识分子背上中华文化优越感的包袱，提倡学习外国往往遇到很大阻力。不少人还崇古好古，相信祖宗之法不可变，喜欢脱离实际的空谈。加上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科举八股制度束缚知识分子头脑，这些都对维新改革很不利。（【梦史氏按】文化历史传统，影响深远，可能是中日不同的首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