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谈中日维新比较
【梦史氏按】上个月本来打算明治维新专辑可以"收官"了，不料在20日按例更新之前数日，发现了这本《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依田熹家著），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资深教授，历来与中国关系密切，可是这本书可能因为篇幅小，像个小册子，又因为印刷的纸张很差，在图书馆里放在很不起眼的地方，再加上书名中没有"明治维新"字样，以前没有被我发现。批阅之后，连呼相见恨晚。这里摘录的是与明治维新密切相关的部分。作者分析比较之细致入微，真令人叹服。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依田熹家著）摘录
第一章 从文化形式所看到的近代化的前提
1从文化形式所看到的近代化的基础
日本近代化比较迅速的原因，向来容易受到轻视。笔者认为其出发点中的社会、文化形态起了相当有利的作用。看来首先有必要在这方面对日中两国进行比较。
文化的基本形态
并存型（什么都可以）--日本
单一型（非什么不可）--中国
日本往往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吸收外国文化的原因，一般认为是由于日本的文化的存在方式不是选择型，而是并存型。以戏剧为例，从产生时代的顺序来排列，雅乐，能乐、歌舞伎、新派歌舞伎和话剧在现在的日本都并存不悖。新的剧种出现后，旧剧种并不消失。这是日本文化的本质（中国的京剧、昆曲、粤剧等主要是在广泛范围内因地区而异）。
中国和欧洲--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存在方式，虽有例外，但都是单一型的。所以被舍弃的事物很快就灭亡了。在日本，幕府完全掌握权力之后，"朝廷"也并未曾被消灭.如宗教本来就具有排他性，但日本连宗教也采取"什么都可以"的形式，佛教和神道在同一个家庭、同一个人的身上并存。很多朝鲜人说，他们来到日本最深的印象是佛教寺院并不建在深山里。朝鲜最初的原始宗教由于佛教的传入而受到压迫，而这种佛教又随着朱子学的兴起而被赶进深山，日本虽然有时也要进行"非什么不可"的选择，但并不喜欢"非什么不可"的一种态度。外交上一度称作的"全方位外交"，其提出的直接动机和内容姑且不谈，应该说确实有着符合日本人的心情的一面。不久前，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的对立，日本既未一贯采取美国的态度，也未一贯采取伊朗的态度。在对美、对华的关系上，日本看起来是在尽量避免不是亲美就是亲华的态度，而是希望对美、对华都不要过度。这种态度有时会使外国产生不满，认为"难以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有时也难免不多方树敌。但这种倾向的深层，有着日本文化的存在形态，而且有着日本一向因此而得益的原因。
再以饮食为例。欧洲的情况是，咖啡、红茶等国民爱好的饮料因国而异；在中国，花茶、绿茶、乌龙茶因地区而清楚区分。最近，中国在全国范围对大米的需求虽然日益减少，但面食她区、米食地区以及以玉米为主食的地区对大米的喜爱仍然是有截然区分的。而在日本，同一个人每天都可能喝红茶、咖啡、绿茶、乌龙茶等各种饮料。同样是面类，日本人是轮换着吃荞麦面条、日本面条、意大利面条、中国面条。现在大部分日本人仅靠日本饭菜已经无法生活了。如果让某个日本人连着三天吃日本饭菜，他肯定会说，"想吃西餐"、'想吃中餐"。中国饭菜的种类很多，丰富多采，但就每个中国人来说，都很难摆脱某个范围内的饭菜。有一位和笔者关系亲密的中国人跟我说："说实在的，吃其他地方的饭菜，只起着一种换换口味的心理作用。"中国人经常跟我说："日本人真是什么都吃，什么都喝！"言外之意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笔者往往这么回答说："日本人这个民族呀，如果有两种好东西，他们会两种都想要。比如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都有优点的话，日本人恐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想试一试。这是日本人的真心话。"
日本文化之所以采取"什么都可以"的基本形态，很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日本的国家与文化的形成。根据现代考古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日本有着南方系统的因素和北方系统的因素。日本存在着这样的前提，而且又是岛国，所以"什么都可以"的处理方法十分昔遍。中国的情况是周围有许多因素不断地侵入，所以总是要争取统一，变成了"非什么不可"的基本形态。日本由于在根底上有着这样的接受态度，所以可以放心地吸收外来文化，随之而来的抵抗也就很小。如果是"什么都可以"型，新的东西传人进来，旧的东西及其所有者也不会被完全否定，还可以继续存在，所以抵抗也会很小。在幕府末期时代，日本出现了像佐久间象山那样既是荷兰学者又是朱子学者的第一流人物。他就主张"东方道德，西洋艺术（技术）"。这种观点虽有把道德放在首要地位的倾向，但同一时期的中国提出的"中体西用"，始终是把中国当作"体"，相比之下，象山主张的"东方道德，西洋艺术（技术）"还是带有并列性。
文化的摄取心态
全面摄取型--日本
部分摄取型--中国
日本自古以来在摄取他国文化的时候，不仅是技术，也包括文学艺术，总是全面地加以吸取。中国吸收他国的文化历史上就比日本要少得多。即使在吸收外来文化较多的唐代，也是属于部分摄取类型。中国在摄取文化方面，历史上就是"部分摄取型"。鸦片战争后成为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的"中体西用"的原则也是属于这一类型。这种方向可以说是一贯的。
以正式摄取欧美近代文化的明治初期为例，日本政府方面从"富国强兵"的立场出发，主要摄取了科学技术。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未完全忽视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尤其是在民间方面，大量摄取了欧美的近代思想和文学艺术，并企图在日本试行。把这双方面的活动合并起来看，日本摄取文化的形态显然是属于"全面摄取型"。
日本之所以采取"全面摄取型"，看来是由于最初在自己的文化发展尚处于比较低级阶段，从中国、朝鲜等引进先进文化时，不得不加以全面地成套地吸取。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但其根本的前提还是存在着文化摄取型（日本）和文化发生型（中国）这两种类型。拿中国来说，即使以引进佛教为例，在佛像上虽热可以看到印度、西域的风俗或希腊文化的因素，但显然悉是以佛教传入以前的造型美术为基础。至于寺院的建筑，这样的因素就更多了。最近中国的考古学界不断有新的发现，中国在佛教传入以前的造型美术、建筑结构及美术已相当成熟，上述的特点更加明显。另外，人们早就指出，中国的佛教与道家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在接受佛教这一综合的文化方面也很难说是"全面"接受。与此相反，日本对佛教的接受，在造像及建筑等方面虽然加进了一些日本的因素，但仍不能不全面摄取。不过，问题是在日本文化达到相当高的阶段之后，这已成为一种定型。在这一点上是与亚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所谓文化，从概念上虽然可以分类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但两者本来是不可能机械地划分的。所以采取"全面摄取型"可以说是日本摄取外国文化取得成功的原因。
社会的协作形态
非亲族协作型（忠）--日本
亲族协作型（孝）--中国 ，
外国人往往指出，日本人具有自我牺牲和集体精神。日本人并不怎么意识到这些。其原因看来是由于这是日常的行动形态或意识。也就是说，对其他国家的人需要在精神上作很多努力才能办到的事，而对日本人来说却是很自然的事。
日本在古代也曾经是亲族协作型。平安朝时期的摄关政治就带有极大的亲族性。平氏的政权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色彩。初期的武士也采取血缘的"×领制"。当时的文学中可以看到很多"一族全部战死……"之类的表现。但是，以南北朝时期为界，随着"×领制"的崩溃，亲族协作型的社会发生了变化，进而由于战国时代的大名制的成立，变成了非亲族协作型的社会。明治至大正时期，曾经从宏观上观察过日本历史的内藤湖南和磐富苏峰等人，都认为日本社会在战国时代前后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可从战国时代寻找近代日本的起点。战后一度曾在学术界局部流行的"太×检地封建革命说"等，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这样的历史事实的问题。但注意观察战国时代的前后，它们都是封建社会。这一点现在已十分清楚。因而所谓以战国时代为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由亲族协作型的封建社会过渡到了非亲族协作型的封建社会。而且这种变化在某些方面是区分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的重要点。
非亲族协作型社会的主要伦理思想是"忠"（及其变形的"义理"），亲族协作型的主要伦理思想是"孝"。
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所谓"孝"，只不过是一种漠然的对父母的重视。而在过去的中国，对"孝"的看法却不是这么简单。它是以中国的家族制度（宗族）为基础，对宗族内的序列、关系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对待方式--可以说对生活的每个角落都作了严格的规定。而从思想上对它加以论证的就是儒教。战前在中国思想研究方面作出很大成绩的津田左右吉经常指出："日本的儒教根基是很浅的。"由于没有扎根于社会的基础，确实可以这么说。
中国所认为的同族的范围，要比日本人所认为的广泛得多，以此为基础所进行的相互扶助涉及的面也多得多。在国外工作、留学、举办事业以及从国外提供外币、物资等都互相扶助。在中国。最近被国内外经常指出的"干部贪污渎职"的问题，其内容主要指给亲属谋取方便。而日本表现的形式是谋取派阀的利益。在日本的农村，亲族协作的方面多[少要严重一些，而且时代越往前越严重。但就程度来说，并未形成大问题。相反，据说东南亚的华侨资本的发展很难超过同族公司。人们说日本战前财阀垄断资本的组织也带有浓厚的同族集团的色彩，但这是指战前集团的核心不是金融机构，而是同族出资的会社--"总社"。战前日本的财阀资本以及中等规模以上的资本已经摆脱了同族公司的形态。
日本国内外学者经常指出，江户时代最高的道德标准是"忠"。在江户时代的大众戏剧歌舞伎中，牺牲亲族的利益而尽忠以及牺牲亲族而对"二店主"或主人讲义理一类内容的剧目，远比孝子故事的剧目更受人们的欢迎。据说上演《忠臣藏》使得平常观众很少的小戏院经常满座。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义理人情'的故事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直到最近，这仍表现为《浪花节》，在群众中受到根深蒂固的欢迎。不论是"忠"还是"义理"，其前提都是肯定身分制，都是封建思想。但重要的是建立了在亲族之外进行协作和效力的关系与原则。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就变成了亚洲罕见的非亲族协作型的国家。这一点应当说对日本的近代化是有利的。最初"忠"的对象是"主君"、"藩"。但这些对象经过明治维新一旦消灭，很容易改换为"天皇"、"国家"，接着又改变为对企业的意识。到战后，随着对"天皇"、"国家"的意识的削弱，以"企业"、"地区"为对象的意识日益增强。人们认为日本这个国家是个纵的社会，其实这个社会的基础是建立于非亲族协作型的结构之上的。
这里必须指出，在江户时代，日本的统治机构采取了严格的世袭制。这一点与统治机构依靠科举制的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后面还将详细叙述。这里仅说明这种世袭制的统治机构也是在非亲族协作型的社会里建立的，两者必须严格加以区别。
社会的教育形态
普及、提高能力型--日本
选拔、达到目的型--中国
日本与中国之间在教育普及程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也知道日本教育普及的事实，但认为这是明治维新以后带来的结果，而且日本有相当多的人这么认为。其实看一看历史的事实就可了解，日本初级教育的普及在江户时代已很显著，明治初年采用义务教育制度是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的。很多江户时代的历史研究家指出，在江户时代初期--17世纪初，日本全国各地都建立了"村政权文献"。据说当时每村平均60户。而这样的村全都拥有建立丈地帐、田亩帐和税赋帐等年贡方面文献，以及宗门帐等户籍方面文献的能力。许多到过日本的欧美人士也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人的识字能力非常高。
俄国人列夫·伊里奇·梅奇尼科夫，从1874（明治7）年起在日本当过几年外语教师。他是著名的生物学家梅奇尼科夫的弟弟，曾参加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后流亡外国，曾在欧美长期生活过。他在《回忆明治维新》一书中，对苦力、马夫、茶馆里的女佣人等社会下层的人们也在"贪婪地阅读小册子"感到奇怪。当他了解到这些小册子是通俗小说，这些人阅读小册子是为了从文字中获得娱乐以后，不禁对日本下层人民"识字率异常之高"发出惊叹。明治5（1872）年的义务教育制，正是在这种初等教育已获得普及的基础上才能够实施的。江户时代的初等教育，就普及这一点来说，要比同一时期的欧美各国先进。
民间的这种教育的普及，主要是由于平民的自发性。在江户时代，很多平民并没有受到什么强制，而是自愿地拿出束修，让子弟到"寺子屋"师傅那里去学习。现在，作为明治初期的西洋式建筑而保存下来的有长野县佐久郡的中×小学、松本市
的开智小学以及茨城县水海道的小学的校舍等。这些学校有的巳被指定为重要文物，在当时都是由当地民众热心捐款建造的。
本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总危机时曾出现过所谓"缺食儿童"，这也表明了日本人对教育的自发性。当时的世界经济总危机对日本的城市和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全国出现了十几万"缺食儿童"--当时，日本小学生都是各自带着中午饭的盒饭上学校，由于经济总危机，许多学生带不起了。这是非常悲惨的。可是，细想一下，它说明：即使带不起盒饭，当时日本仍有几十万儿童在上学。近10年来，中国的农村采取了承包制，出现了所谓"万元户"的富裕农民。可是，多次听说，这样一来，上小学的儒学率入学率反而下降了。就是说，即使是儿童，只要干活就可以挣钱，所以可以不必上学。笔者跟中国人谈到经济危机时日本的情况，他们往往感叹日本人民的精神力量了不起。可是，我们日本人尽管知道上述的事实，感到危机影响的悲惨，但就上学这一点来说，觉得并不怎么值得惊叹，经外国人指出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现象极富有日本的特征，是由一种教育文化的类型而产生的，相反，在中国发生了"万元户"那种只要干活就可以挣钱的情况，入学率反而下降的现象，这也并不等于说中国人没有"精神力量"。毋宁说，相当大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对教育文化的看法不一致。
在战争期间，笔者经常听到好多农民说过：教育"对于提高常识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民众并没有仅从单纯的日常的需要来考虑教育，而是像"提高常识"这句话所表明的那样，期待能通过教育提高总的能力。这一点，不正是说明了教育已经深深渗透到了日本下层吗。假如是从日常的需要来考虑，那就会说："当农民，识字有什么用？"而且还会认为，既然有其他的挣钱的道路，那就没有必要上学，在带不起盒饭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必要上学。相反，如果是为了提高能力，农民也会感到有上学的必要，因为停了学，就会带来"能力的降低"，所以带不起盒饭也要让子弟上学。明治以来，日本有着一种"教育信仰"的因素，各个村镇义务教育的学校都带有与欧美的教会相类似的一面。村里的小学的运动会，全体村民都出动，被称为第二个"村里的节日"。这也是上述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最大的原因是，日本的教育属普及、提高能力型。
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是以科举为中心而进行的，由此而形成的原则超越了时代、体制的差异而延续了下来，而且反而得到了增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自宋代依靠科举制确立了统治机构的组成以来，学术和教育都为它所规定。这不仅表现在制度方面，甚至对学术与教育的社会思想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结果，产生了把不能中举的学术都不看作是学术的现象。西方学术的发达也很落后，把教育及教育思想当作"选拔、达到目的型"。科举的目的是在选拔人材。因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变成了以选拔为前提的教育，而且形成了为达到一定的目的--中举而学习的类型。在这种社会基础上就产生了这样类型的教育："选拔优秀者进行教育，对非优秀者没有必要进行教育--，"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教育"。这种类型发展到现在的"重点学校"的方式，令人感到一直成为以后中国教育的主流。中国学校的教学内容，包括大学在内，现在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从日本人来看，往往还是实用主义的。中国解释其理由说："为了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金"或"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人材"。但我们认为，日本并不是在可以获得充分的资金的时代才推行"普及、提高能力型"教育的，而且也不能说"普及、提高能力型"绝对不可能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人材。毋宁说是先存在着上述的形态，理由是根据现在的情况而提出来的。
不单是教育，所有的社会事业都不可能毫无目的。这里所说的"达到目的型"，只是要达到比较有限的目的。
拿日本来说，为了进入所谓"好的学校"也带有选拔的因素，但就整个教育类型来说，乃是普及、提高能力型。就外语教育来说，日本在传统上主要是以提高阅读能力为中心，而中国是以日常会话为中心，这也是由于在其根底上存在上述的教育类型。现在日本提出了"终身教育"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的。假如日本是所谓的达到目的型，那么日本人退休之后的教育就不会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假如根本上是选拔、达到目的型，以众多的退休后的人们为对象的教育的设想就很难产生，很难扎根。
普及、提高能力型的教育，日本在江户时代就已经扎下了根。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镰仓时代产生的净土宗、净土真宗等新佛教企图通过"他力"的信仰来"教化一切众生"。这一方针以后也为净土系以外的新旧佛教所吸收，而且"教化"的内容也逐渐摆脱最初的宗教内容，接近于现在的教化的内容，到江户时代成为普及型教育的基础。另外，日本不存在科举制，统治机构根据世袭制的原则组成，所以研究学问并不能成为改变身份的手段。因而在日本，农民是作为农民、商人是作为商人来研究学问，按其原来的身份来求得自身能力--主要是判断举力--的提高，可以说，日本人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日本国内外广泛地指出，日本的教育普及是其经济等迅速发展的基础。其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其根底上存在着"普及、提高能力型"的教育。外语学习以阅读为主，就摄取外国文化及在此基础上的提高来说，对日本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在日本正面临"国际化"的问题，会话能力的提高今后变得更为重要，但不能忘记阅读为主的重要意义。同样，日本的整个教育可以说现在正面临着一个转折点。日本人不能忘记迄今的教育类型在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好处。
第二章 近代化的对象--幕藩体制与清朝
1.日本藩体制与清朝
……
"在清朝的统治制度下，不可能有像日本那样的藩的存在。集中的封建统治制有合理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当中央权力一旦削弱时，可以代替它的强有力的政治势力难以成长。而且需要发展地方产业或引进新技术时，如中央机构不积极，则难以实现。日本在江户时代后期，一些藩甚至抢在幕府之前开发新产业和奖励西学。而且明治初期的绝对主义政治权力的原型是幕府末期的雄藩形成的，明治以后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和产业的经营者是在幕府末期各藩的藩政改革中培养的。明治维新的新政权是作为这种强有力的藩的联合体而取代幕府的统治的。……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等私人武装势力抬头。但这些势力没有日本幕府末期藩那样比较巩固的统治地盘和主从关系，寄生于清朝统治机构，并且由于外国势力的支持才能存在，所以不能取代清朝进行新的全国统治。"
"……日本当时存在的雄藩，能够拥有这么多的资金和船舶，并能配备包括官吏、商人、荷兰学家在内的对外人员，所以在初期的对外通商中起到了一定的防波堤的作用。……中国从来就不存在相当于日本的藩的那种可以暂时起到防波堤作用的经济主体，所以不得不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下面临外国商品、外国资本的侵入。从这一点来看，也应当承认幕府末期的藩的存在起了一定的作用。"（【梦史氏按】：此防波堤问题尚不大明白）
……
2.世袭制与科举制
……
"科举制对于维持封建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制度，但对于向近代化过渡，应当说是极大的障碍。其原因，首先由于科举制有着许多合理面，因而使得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对现行体制有着强烈的迷恋，热衷于维持现行体制。
"科举制成为近代化障碍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统治机构在录用人才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因而妨碍了人才向其他方面流动。由于存在这种制度，有为的青年只热衷于学习儒家的经典和烦琐的八股文。与此相反，日本的统治机构一向贯彻血统制和世袭的原则，因而产生了这样的现象，比如说，认为研究新兴的学问--西学是脱出下层的最有效的方法。当然，西学家在幕府和各藩的中枢并没有占有很高的地位；幕府末期学西学的人由于其所学内容主要是技术，因而主要被看作是技术工作者。但西学家在社会上受到尊敬，可以获得较好的收入。而且在进入明治时代不久，学西学的人不论在政府或民间，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占据了中枢的地位。"
"没有科举制的社会的学术状况与以科举制为中心的社会的学术状况是不一样的。荻生（且字左边是双立人）徕在《辨名》中谈到日本新学术的出发点说："学问惟在广泛吸取一切，扩大一己之知见"。它意味着在研究儒家的伦理之外，也可以成立学问。这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样的立场，看来西学也不可能作为一门学术而成立。与此相反，中国的学术也为科举所左右，对中举无用的学术几乎就不能称之为学术。
"日本能够较早地在权力机构以外存在学问和人才。很大的原因看来是由于日本与中国不同，它没有采取科举制，而采取了世袭制。日本的江户时代虽然是身份制社会，但可以不论身份而研究学问。……研究学问虽然对摆脱下层是有利的条件，不过身份并不因此而改变。但认为研究某种学问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因而产生了可以称之为普及、提高能力型的教育与学问的态度。
第三章 学术、思想方面的前提
1.西学的成立
"儒学--带来了论理的思考"
"中国的科学技术--西学的前提"
"荷兰学的繁荣
……由于荷兰学的发展，才知道在中国的古典之外还存在学问，因而受到鼓舞。……另外，日本以前的军事学仅论述国内战争。宽政4（1792）年出版的林子平的《海国兵谈》把日本当作世界中的一国来认识，首次论述了日本对外国的战争。……
承认西方的学术是一门学问，对西方各国的认识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对于日本的近代化是极其重要的。
2.攘夷思想与华夷思想
"册封体制"
……华夷思想是以册封体制为前提而形成的。所谓册封体制是这样一种体制：在中国皇帝是中国周围的整个"中国世界"的天子这一前提下，承认周围的国王是该国的主权者，令其进贡，同时给予回赠。这种所谓的进贡，实际上是一种贸易，而且回赠的礼物甚至要比进贡的价值大得多。
……其形式在秦汉帝国时代就已经大体形成。同一时期，欧洲以罗马帝国为中心，形成了地中海世界，有着类似的特点。但地中海世界以后其南部成立了阿拉伯人的国家，东部分成拜占庭帝国以及阿拉伯人与其他东方民族的国家，北部除了神圣罗马帝国外，后来分裂为法兰西、俄罗斯等各国，没有再统一为一个世界，在各个地区成立了若干有着强大主权的国家，采取了分别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形式。中国的情况是，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秦汉帝国，以后虽然经历了数次暂时的分裂，而且数次成立了塞外民族的王朝，但其版图基本上继承了下来；而且东亚世界虽然也几经变迁，但并未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状况。因而在东亚一直以册封体制的形式，存在着与西欧各国不同的国际关系，并在中国根深蒂固地残留着华夷思想。
"册封体制与日本"
日本虽然处于这样或进或出册封体制的地位，但自己从未居于册封体制的中心。所以在奈良时代至平安初期虽然也存在着以日本为中心的（主要以朝鲜为对象）华夷思想，但比较微弱。所以幕府末期的攘夷思想主要来自认为日本是"万世一系国体"的认识，以及来源于镰仓时代的蒙古入侵被"神风"击退的神国思想。攘夷思想如果是以中国式的华夷思想为前提，日本在幕府末期面临外来压力时，就不可能按国家对国家的关系来处理。"
"由于长期存在着册封体制，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想像国与国是对等的关系。当时的欧美各国没有把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平等的关系来对待，也有着很大的问题。但面临同样的事态，日本方面由于不存在强烈的华夷思想，所以能够较为妥当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战"与"抚"
中国迟迟未能摆脱华夷思想也表现在其他方面。自古以来，中国就采用"战"与"抚"两手作为以华夷思想为前提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方法。……"即使缔结了南京条约，清朝也不说是失败了。因为他们理解是为了施于恩惠而缔结了这个条约。"
日本由于华夷思想本身就很薄弱，所以这种以华夷思想为前提的"抚"的思想并未成为什么问题。日本的问题是必须在攘夷和全面开放国家之间进行选择。所以在所谓攘夷无法实行时，很快就把同外国的关系看作是国际关系，转向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方向。
3.锁国与攘夷
什么是"锁国"由于日本的书籍上写着"江户时代是锁国的时代"，与中国的研究者谈话时，发现他们把"锁国"理解为"完全封闭了国家"。这是从字面所作的理解。……但根据现在的研究，日本同外国的贸易，包括同荷兰的贸易在内，在锁国后反而扩大了。而且在文化交流方面，日本在锁国后首先继续积极吸收中国的文化，接着在这一基础上，相当积极地通过荷兰来吸取西方的文化。由此看来，日本"锁国"的实际情况仅留下一下几点：（1）国家间的交往仅在朝鲜与幕府之间交换通信使，其他均停止（与中国、荷兰之间属贸易关系，非国家关系）。（2）严禁渡海出国。（3）严禁基督教。（4）限定贸易的对象国。
日本的攘夷论
"攘夷"与锁国同样是容易给人造成误解的词。本来"攘夷"的观点是以册封制为前提。如前所述，日本并不存在这样的前提。幕府末期的攘夷包含着封建的排外主义的因素和萌芽的民族主义的因素。不管怎么说，日本有着经常通过对外国文化的摄取来发展本国文化的悠久的传统，即使说"攘夷"，也是在吸收欧美的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这一前提下的攘夷。……而且在幕府末期的攘夷思想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主张要废除外国强加的安政条约（有人把它比作强迫的婚姻）意义上的攘夷，主张这一目的如能实现，日本应当主动开放国家，雄飞世界。这种主张的目的是在于要雄飞世界，而且一旦看到实行攘夷已不可能，就积极转向开放国家。
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热烈的攘夷论者和攘夷藩之所以能够转向开放国家的政策，其原因可以说是，日本的攘夷思想中就包含着可以转向开放国家的因素。
结 束 语
以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日本近代化为重点，从各个角度把它与中国作比较，探讨了日本的近代化在亚洲各国中为什么比较快和顺利进行的问题。应该说是各种因素在这里起了综合的作用。
第一，江户时代的文化、社会的结构是近代化及摄取其必要的外国知识的极其有利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西学能作为一个学问而成立等。
第二，日本较早地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因而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可成为近代国家前提的统一国家，并能够进一步把它向近代国家的方向推进。
第三，欧美对东亚的外来压力主要是针对中国、印度等国家，因而对日本的压力相对地比较小。
第四，由于统治机构的组成方式，在中国没有出现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整个统治阶级对现体制强烈地迷恋。相反，日本出现了分裂，特别是统治阶级的下层不执着于对现体制的维持。等等。
由于以上几点原因，日本能够分阶段一个一个地解决了问题。不过，日本近代化的问题有些是在明治维新阶段解决的，有些是在自由民权运动和成立明治宪法体制的阶段才获得解决。经历了这两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和成立近代国家的问题可以说在日本已经基本解决，但仍然遗留着不少前近代的问题，有些问题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后改革才得到解决，这一切正是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成长的原因。但至今日本还遗留下一些问题需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