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鸣

     中日两国在19世纪的两次变法，人们喜欢加以对比，各位研究先进，也早有论著问世。笔者拜读之后，也想发发个人见解，即对于同样的史实，作出的不尽相同的判读。
     中日两国变法的历史条件，诚然有许多相同之处，即原来都是农业社会，都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但是，细一分析，不同之处也很多，且深刻。
     归根到底，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曾经创造了发达的文明，从而在数千年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国。在它周围的圈子里，历来是当"老大"，是惯为人师的。
     日本则是发展较中国落后而且相对较小的国家，所以在千年以前就当了中国的勤奋学生。当惯了学生的，自然没有什么架子放不下的。作为岛国，海上交通已久，荷兰的文化传入也有多年（有个专门名词叫"兰学"）。到了19世纪，培里的大炮兵舰打开日本大门，眼见西方强盛，并从旁观察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败再败，终于得出结论，中国这个老师不行了，于是转投西方这个老师。
     对此，日本著名政治家吉田茂精辟地指出日本学习外来文化的历史根源："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是如此，从好的方面来说，是对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宽宏大量，从坏的方面来说，是容易醉心于外国文明的模仿者。日本人很早以来就醉心于中国，一直是不遗余力地输入中国文化。
     ……
     日本人对外国所持的这种态度，是从历史上形成的。日本没有使它受到威胁的临近大国，只有一个给它输入文明的相隔较远的中国。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
     但是，从古代的交通手段来看，日本与中国相隔遥远，中国是不能统治日本的。似乎可以认为，日本人这种对外国文明不加警惕反而主动输入的性格，就是从这种历史事实产生的。"
     由此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化性格，日本学者依田熹家对此作了概括：就文化的基本形态而言，日本是"并存型（什么都可以）"，而中国是"单一型（非什么不可）"；就文化的摄取心态而言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是"部分摄取型"。他举出的众多例证可看其论著《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我想到的一例是服饰改变，戊戌前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谈及日本的维新，李对日本维新持肯定态度，但对其改变旧有服装提出批评，森有礼则为之辩护，并说："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一百多年后我们发现，那个最早换穿西服的日本，却将其民族服装和服保存得不少，而中国则很难见到长袍马褂了，鲜明地显现出"并存"和"单一"的区别。再就其更大者言，日本不仅学习西方的技艺，而且学习西方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虽然开始时有过"东方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提法，但很快就进到了全面学习的境界，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进展如同飞跃，日本19世纪70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虽然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发动，但上层也较快地予以接受。
     中国就不一样了。当惯了老师，包袱沉重。要由老师转而当学生，这个角色的转换，显然比学生换个老师要艰难得多。因此，比起日本来，中国的反应比较迟钝，也可以说是在一定时期"守旧派"比较多。但是，我以为也不可过分苛责前人。有人甚至一直责备到康熙，怪他当欧洲已经开始转型时，没有及时采取开放政策。要知道，中国是个以农立国的大陆国家，经济上基本是自给自足，所以没有多少对外交流的需要。不像有的国家，远在古希腊时期，就是贸易立国，海上贸易发达。进入资本主义，又有了扩展市场的强烈需求。而在文化上，中国的文明远较周围国度发达，没有向四夷学习的迫切需要，甚至为了保护优越的文明，来一点"免疫保护机制"，也无可厚非。所谓"华夷之辨"，在当年基本上不算错。至于是否过头了，这也难免，凡是当了老大的，都不容易虚心向外人学习的。试看近日的世界"一超"、"首富"--美国，许多美国人对外国是了解甚少的，以至美国的旅游部门要告知外国游客，说是如果碰到某个美国人不知道你的国家，并不是歧视，而是……。
     其实，中国历来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唐朝大量吸收西域文化，其指导思想就在于主流意识形态里的"穷通变久"（《易》：穷则变，变则通，通乃久），用现在的思想家的说法叫"实用理性"，它是绝不同于原教旨主义的。19世纪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反应虽然不及日本，但也非拒绝变革。今天反观从19世纪以来的二百来年历史，日本是转变最快的，考试成绩第一，但是不能眼里只有个冠军，体育比赛发奖还有银牌和铜牌的份呢。中国的成绩，在亚非拉国家和地区里，绝对要算在前列的。（这个冠军，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如前述吉田茂所言，森有礼也说到"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出法儿的一个人"，如果放开眼量，我们中国人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对于被外力推动的"赶超"型后发展国家，对待外来强势文化的态度，是首要的。但是，方向明确，具体的变革也是艰难的，进展是否顺利，还有许多其他条件影响。
     除了上述历史条件外，日本相比中国是个小国，好比中国是一块大肥肉，列强的眼睛都盯着中国，日本所受压力小得多，可以从容观察中国应对的得失，还有相当多的回旋余地。（反过来，"小国"又有它自身的问题，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所以急于向外扩张，维新之初就有了"征韩论"，等到国力渐强，就先后进行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最终给自己招来滔天大祸。）
     甲午以后，清朝的当权者本拟"从容展布，渐进雍熙"， 但因德国侵占胶州湾而引发的瓜分狂潮打破了统治集团这种"从容展布"，渐进变法的梦想。戊戌年康有为着力宣示"瓜分图"，以及"保国会"的名称等等，显露出一种亡国在即的极大焦虑。为了救亡图存，一种急于求成的焦躁情绪，影响了光绪帝和维新志士，导演了欲速而不达的一幕悲剧。
     日本自培里敲开国门之后，被迫签订了数个不平等条约，内容基本是关于开放通商口岸和进行贸易的，虽然损害了日本的主权，但是基本上没有如同中国那样的割地赔款。明治新政权成立刚刚三年，就派出以政府核心成员岩仓具视为首的庞大的代表团去欧美学习取经，在国外呆了近两年。这样的从容，中国哪里能有？
     再有一条起着重要作用的，就是国内情势不同，造成的人事条件大异。历史的和地理的条件固然重要，毕竟还是"事在人为"。日本处于幕藩的矛盾之中，给了某些强藩活动余地，在倒幕斗争中一些优秀的下级武士掌握了藩政实权，对外进行了政治、军事的活动，对内则进行了一些藩政的改革，以后这些人成为中央的明治政权的核心成员，所谓的"维新三杰"就是这批人物的突出代表，他们也就成为明治维新的领导骨干。中国当年在讨伐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也曾涌现出曾国藩等一批"新锐"，推动了洋务运动，但到了由变事进到变法的要紧关头，那几位"新锐"或已老迈或已凋零。虽然在湖南、湖北等地也开展了地方的维新事业，但尚未形成足以撼动全国的势头，地方维新的领袖更没有成为中央维新的骨干。在中央，风头最劲的是一批既缺乏政治经验又素无威望的书生，与日本维新三杰等有勇气、有智谋、有实力的人物相比，他们有的只是勇气，然而勇气脱离了其他，就变成了匹夫之勇。他们与政治经验不足的光绪皇帝，没有能力掌控复杂的局势，最后结果是：光绪和"康党"一败涂地，中国丧失了变法的最好时机。回看往事，不禁感叹：老天爷似乎有意不让泱泱大国轻松转型！何以如此？往后看--莫非是因为给过了中国太多眷顾（文明古国而不曾中断的只此一家）而要搞点平衡、来点抵消？往前看--莫非是要让它经磨历劫，方成正果，欲此大器将有为于天下？天意从来高难问，掷笔四顾心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