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秉锷
热血冷却，疑问尚存
在中华万年历书上，1898年9月26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十三日)被涂上血色。这一天，“戊戌六君子”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喋血北京菜市口刑场。
百年冷却，热血是否还有春温?
百年漂洗，记忆是否还会殷红?
这，只是我心里的一丝躁动，旋又压抑为沉默的超然。谁都明白，一个潇洒的时代，并不宜于谈论任何严肃的命题。有多少人会背负百年惦恋而放弃享受稍纵即逝的人生逸乐呢?
终于握起笔，用稀释的淡墨去勾勒那幅血凝的画图，不是出于高尚的史识或应时的文心；我只是觉得100年的风风火火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泰斗们并没有坦诚回答“戊戌六君子”蒙难这一“史实”所必然连带的历史疑问。百年反复，误识汹汹，常识性的清明之见反而屡遭批驳。
所以，本文不触及史学家们对戊戌变法“史实”的纷纭聚讼及对戊戌变法“教训”的冷峻判罚，只是“有感而发”，“感”之者亦是“戊戌六君子”走后100年间中国思想界的粗疏。
“国”有希望，则“士”有精诚
生命视“死亡”为最后的痛苦，尤其是种种血腥的刑杀之后还要蒙以恶名、罪名的“死亡”。“戊戌六君子”接受了死亡，接受了死亡之痛苦。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等了100年，等不来圆满的答案：“戊戌六君子”到底为谁舍生赴死?
为国家死，为民族死，亦泛说也。
既为国家，复为民族，却被握有国家、民族之最高权力者所诛杀，这是牺牲
者的不幸?还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追怀“戊戌六君子”之死，我常常跳不出思维的困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能让它的知识分子(士)为它的利益杀身以赴，这国家、这民族必有存在与发展的希望。而这国家、这民族的实际操纵者用杀戮回应忠贞，则这国家、这民族无疑又在自断其根、自塞其源的昏乱中呈现绝望。“希望”与“绝望”的悖论，从大屠杀中揭示出来，国人却每每不悟——杀人的“国家辩解”压倒了被杀的“国士宣言”，这是周而复始的梦魇!一旦杀人者也顶着国家、民族的金冠，为国为民的牺牲定然呈现着滑稽。
思维倘能再进一步，思想的主人必然会对“国家”、“民族”作一番“人文认识”。因为，“国家”、“民族”不论表现着多么巨大的包容性，其内核都是一定空间背景下的“人”，都是顺应社会结体而将“个人”凌驾于“全民”之上的“人”，于是，“国家”、“民族”的“简化形式”，自然由“人”的“简化形式”得以体现。考虑到“戊戌六君子”的事业均在中华帝制的背景下拓展，所以“忠君”、“报国”的主题不容忽略。
如果不从光绪皇帝的“明定国是诏”上看出国家前途，不从帝党的政治倾向上看到国运转机，不从“一个人”或“一群人”身上测定出国事可为，“戊戌六君子”的行动就失去了必有的政治判断。事实是，“戊戌六君子”皆洞明时势而怀抱忠贞。于是，“国士”赴“国难”，便不可能绝缘于“国君”情结。反之，“国事”倘已败坏到连“国家象征”的人都一无所是，为国家民族的牺牲自然蜕化为“愚忠”。
“戊戌六君子”的牺牲，赢得为国捐躯的美名，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色彩。这不是污点。即便“戊戌六君子”走后的百年期间，结束了封建帝制的中华大国也舍不得告别专制。没有帝王的帝王意识不断以国家、民族、党派的名义驯化普遍的个人崇拜，没有帝王的帝王专制又不断以国家、民族、党派的威权惩处坚持个人意志的异己。在这软硬兼施的双重制约下，中国大地上不再有士之“知己”或为知己去死之“士”!
不知何种原因，“国家”剔除不了它“专制”的基因；“民族”的神圣外衣下，又总掩饰着与“民族”大多数无关的个人野心。于是，国家与民族的“价值体系”上下松动。
“国家”出了问题，还是“国士”出了问题?
让“国家”重建它的价值体系，还是让“国士”重建他的牺牲精神?
走了100年，思想又回到元点：“国士”为谁而活的旧题，必然连带着“国家”值不值得“国士”为它去死的反命题。“国士”与“国家”等价。等价，才可互换。
在严格的人生哲学意义上，从古至今一切受褒奖的个人牺牲，都可以用这个“等价原则”再加评估。这或许太商品化了，但商品化的公平也是思想的觉醒。质言之，当广大的知识分子以“戊戌六君子”为典型反思人生取舍时，握有国家权柄的天之骄子定然要以慈禧太后为鉴戒作出权衡……
“养士”，无须乞求
终于，大清的江山还是毁在反叛的知识分子之手。不是手下留情、没有斩尽杀绝，而是“国家”将“国民”与“国士”置于鱼肉的地位，逼使“国士”走向对立。
从“国”与“家”的关系，从“国家”与“国士”的关系设喻，这叫“打着家鸡飞上天”，或“马棚牛栏大围猎”。中国历史一以贯之的“养士”之风，蜕变为“逐士”或“诛士”，后果当然十分严重。“士风”之颓败几乎直接诱发着“国运”艰危!当政治家以“皮”与“毛”比喻“国家”与“士”的关系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成为对知识分子的警告；而在反向的哲学观照中，没有人注意毛发的脱落正预示生命的血气已亏!
“戊戌六君子”的喋血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悲剧。不论夕阳西下的大清帝国，还是匆匆收场的洪宪王朝、轮流坐庄的北洋政府，甚至后来的政治权威，都无一例外地警戒着知识分子的呼吸。如果不是钻入纯科学、纯学术、纯琐屑的“业务”中作蜷伏之状，即便稍作政治欠伸便可能招致囹圄之灾或杀身之祸。从秋瑾、徐锡林，到李大钊、瞿秋白，从李公朴、闻一多，到遇罗克、张志新，20世纪起伏着一条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痕。
我常常想起飞蛾投火，如果那生灵压根儿便厌弃光明呢?我又常常想起放火烧荒，不管你是益虫还是害虫统统化为灰烬。在无比崇高的国家旗帜之下，真的要用普遍的沉默凝固无比崇高的稳定吗?
“戊戌六君子”是一个群体，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也以“群体”的生态形式，表达他们的故国情思。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宿命牺牲同样是“群体”的。总结以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为发端的学生运动，我对20世纪“国士”的报国情怀有了铭心的感动。青史黄旧，那焦脆的书页何能再经血染?
从盛于战国的“养士”的命题，到宋太祖赵匡胤“不杀读书人”的许诺，中国的政治宽容找到实证。其实，“养士”与“养农”、“养兵”相比，源于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的稳定与发展之需。
或许“养士”的吁求太软弱了。海阔鱼跃，天高鸟飞，何用乞求人类的施舍?只是，人类太专横，误认自己是地球的唯一主宰而滥施渔猎，才造成生态环境的失衡。在政治上、思想上，不也存在着那种相依相存相克相生的“生态平衡”吗?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吁求“养士”才是可以谅解的。
为问新世纪：“国士”存否?“国士”强否?此后，才可与言“国家”的生存
与发展!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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