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启蒙

闵杰

鸦片战争败于西洋，甲午战争败予东洋，痛定思痛的中国人终于明白， “师夷长技” 、办“洋务”还不能救中国．西方强盛之本在体制．中国维新之路是变法。

    整整100年前，1898年，是中国旧历的戊戌年，当年发生的一场变法维新运动，史称“戊戍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对后世影响深远。
    中国是在炮口下进入近代的。一部近代史，就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也是以强敌为榜样，不断学习西方改变自己的历史。但直到戊戌变法，中国人才开始明白究竟应该向外国学习些什么。当然，弄清楚这这一问题的，不是昏庸的清政府，而是读了点书的士人。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世之心。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反侵略战争的失败：第一次鸦片战争败于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败于英法，甲午战争败于日本。每次战败，必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痛苦和迷惘之情沉重地压在知识分子的心头。古代中国“四方来朝”，文物鼎盛，资本主义在西方崛起后，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面临着“千古未有之大变局”。
        战争是国力的较量，生气勃勃的资本主义给千年闭塞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梦中未见的参照体系，在强力的压迫下看到了自己的封闭落后，产生了改革的愿望。因此每次战败，又成为中国进步的契机。
        认识层次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改革要求，中国人接受西学是一个层层深入的过程。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派出16艘战舰，配有数百门大炮，海陆军共6000余人进犯中国，无人能相信这支远离本土作战的远征军能打败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清政府调动10万军队应战。两年战争打下来，清方战死者1名总督、2名提督、7名总兵、2名都统及数千土兵，而英方战死者不足100人。这是中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以剑与火的形式进行，给人的强烈印象是外国的“坚船利炮”无所不摧。战后，儒学经世派的魏源第一个喊出了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夷”是以传统的“天朝”观念对西方的蔑称。以“夷”为师，学什么? “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一句话，军事上取人之长。这虽然是非常浅表层次上的学习西方，但在战争刚过，朝野同仇敌忾而依然闭目塞听的形势下，颇有点与舆论为敌的勇气，闭关自守的氛围由此裂开了一道口子。
    从睁眼看世界到动手学西方，中国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历史的包袱实在太沉重。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初，在同样是儒家经世派但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开办了20家兵工厂，建立了一支颇具实力的近代化海军，“师夷长技”的主张才初见成效。军队的近代化仰仗于财政的支持，强兵与富国互为表里。于是修铁路、开矿山、通航运、搞棉纺织，40多家民用企业产生了。发展工业离不开科学技术，于是声、光、化、电各种自然科学书籍被泽成中文，一批外国语学校陆续开办。这就是以求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人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反省的结果。“洋务”即外国事务，比之于“夷”，在观念上已经比较客观对等地看待外国。伴随着引进的机器的隆隆轰鸣，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出现了。
    戊戊变法因甲午战争而起，假如没有甲午战争这个突发的重大事件，中国也许不会沿着洋务运动这各路一直走下去。因为清统治者和一般土人都认为，中国的典章文物制度优于西方，西方的优势仅在于器物和科学。因此，中国学习西方，理应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后人将其简化为“中体西用”4个字。体，本也；用，未也，本末不可倒置。
    是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因为洋务运动的最大成就是建立了一支以北洋水师为主力的海军舰队。早在1888年，中国海军军舰总吨位就已超过美国，领先日本，居世界第八位，为全球所瞩目。甲午战争，因有强大的海军参战而成为中国第—次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主战场的黄海之战，北洋水师以34艘战舰(4．36万吨位)与日本的29艘战舰(5．2万吨位)激战，兵力接近而略弱，但比之于鸦片战争10万毛瑟枪对付钢船铁炮，军事实力与进步已是今非昔比。故而黄海血战规模之大，战况之惨烈，为近代世界海战史所罕见，战争的最后结局却是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人们当然要检讨战败的原因：贪污腐败、军纪涣散、派系之争，原因有种种，但莫不涉及到官僚制度乃至政治体制的腐朽。一个最简单的对照是，日本明治政府看到自己海军的落后而急起直追，全体官员缴纳10%的薪金充作海军经费，天皇本人也每年节省皇室经费30万日元：而慈禧太后为了个人享乐，挪用巨额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兵力对比发生了逆转，而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不同。
    甲午战败，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赔巨款，中华民族擅受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最大劫难。俄、法、英、德趁火打劫，分割沿海要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肢解瓜分的危境。亡国危机迫在眉睫，救亡运动勃然兴起。怎样救亡：重在变法，即改变政治制度。
    甲午之战为中国人树立了日本这个新的参照体系。中国过去之败，是败在欧洲列强手下，欧洲远隔重洋，不知究底，尚有可以自我宽慰之处。而日本弹丸岛国，一水之隔，历史上一直以中国为师，现在鼓浪而来，“宣布国威于四方”，竟把昔日的先生打得一败涂地。痛定思痛，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说了一番深刻的话：“此次大败，非日本之胜我也，乃我闭关自败也。日本昔日也闭关也，而及早变法，学欧洲之政教，是有今日之强而胜我也。”同样是东方国家学西方，日本学到了西方的根本，采纳了君主立宪制，是以强盛；而中国则舍本逐末，只看到西方“技艺”的先进，所学“皆形而下之粗迹”，是以衰败如故。在这一意义上，甲午之战，日本是以比较彻底的西化，打败了中国的“中体西用”。
    时至19世纪末，经历了洋务运动，中国人已经睁大了眼睛看西方。这时承不承认中国的落后已经没有意义，关键是承不承认中国沿续了2000年的封建制度已经腐朽，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洋务派从未回答(或避免回答)过这个问题，该由维新派登场演讲了。
    维新运动的理论旗手严复告诉人们：学西方要学得其真髓，西学的真谛在“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平等，虽国君无权夺民自由。西方政治，主权在民，人民有权选举国君，也有权废黜。反观中国，自秦以来，历代君主无一不是窃国大盗。大盗窃权于民，恐人民发觉，便刻意实行愚民政策，结果民一代代愚，国一代代弱，终至衰败不起，任人宰割。当今出路，唯有仿效日本，走君主立宪之路；同时“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重塑国民精神。
    批判“中体西用”，否定君主专制，呼唤自由民权，这是戊戊时期维新派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最大贡献。他们告诉世人，离开了国家制度和人的近代化，一切所谓 “西学”，都只是皮相之学。
    先觉者曾经是孤独的。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时，他们的“师夷”主张不过是茫茫荒野里的空谷足音。曾国藩、李鸿章以封疆大吏办洋务，被貌似神圣的顽固党攻讦得体无完肤。康有为初倡变法，著作曾遭毁版。但到“公车上书”揭开变法序幕之际，签名土子竟达1300人之多，站在他们身后的是一个更为广大的代表着民族觉醒的社会群体。正因为如此，尽管光绪新政昙花一现，政变后维新派被杀被囚被逐，但却惊醒了更多的人投身变革乃至革命，而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在两年后宣布实行“新政”，重走戊戌变法开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