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洪水的闸门--康有为戊戌变法的学术基础及其影响》一文提要

　康有为於三十岁思想成熟之後，即「发古文之伪，明今学之正」。他的发伪明正的转变受到廖平的影响，然而廖一再指控康抄袭，不免过甚其词。康著《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虽与廖著有雷同之处．但两人著作志趣实大不相同。康对公羊经今文的兴趣．现实需要远多於经文的本身。
      　近代学者常称康有为乃传统今文学的殿军，但从纯学术观或今文师承而言，康有为不     能算是一个纯正的今文家。章太炎曾—语道破，说康的目的在政治；萧公权也曾指出，康氏经学研究的贡献不在经学本身，而在后来历史发展的实际影响。
　 康有为为了立新，必须先破旧；然而无论破或立，著述宗旨都以变法为本，经说为用，或可说立言是为了立功。他深知千年以来，儒教成为帝制的依据，正需要同一儒教作为改制的依据。然而康又如何能利用微言大义来尽情立言，以达到旧瓶装新酒的目的呢？
　 康有为拥抱公羊学诠释传统，因其足资改造中国。他的关切是如何使中国政制由「以天统君，以君统民」转到「立君民共主之治体」、到最後达至「人人皆可称天子」，也就是民主时代。康完全可据此理论，为从君主专政转变到君主立宪的政治运动服务。
　 康於1891年出版了《新学伪经考》，一纸风行，梁启超比之为思想界的飓风。此书的最大震撼性在於断言古文经皆刘歆伪造，伪造的目的为了消灭孔子大义，因而使二千年来帝国所尚之经，概属伪经。康还指出，刘有作伪的动机，盖刘助王莽篡位。
　 康有为以刘歆伪经为中国落後不进的主因，故欲藉公羊学以恢复孔子的真精神。这个根本动机未被朱一新及当时士大夫们所了解。康责朱等保守派人士，蒙然不知变局，坚持不切实际的学说．对亡国亡种  似无动於衷。因而康对朱之抨击报之以「足下不知仆，亦不知西人，且不知孔子之道之大也」。
　 从保守派的眼中看来，康将孔子西化之祸．甚於向西方学习；更何况他断言二千年的政教体制一直在伪经影响之下，此举无可避免地伤害了儒家的信誉，开了「订孔」以及「打倒孔家店」的先河，以致於使康戴上「非圣无法」的大帽子，还有人要求以诛少正卯的先例来对付康有为。
　 为甚麽孔子和其他教主都要托古改制？康有为的解释是，常人莫不喜欢厚古而薄今，因而需要「用远古来征服近古」，需要借用圣贤的话来宣扬自己的学说。康氏指出，先秦诸子学说都为了改制。康有为显然在任意裁定古史，以为其哲学诠释与政治改革之需。
　 康有为认为董仲舒最能理解公羊大义，也最明白孔子创教与制法。康承袭董子所谓，强调孔子於结束周统之余，为新纪元设计了整套的制度。在康有为的心目中「 孔子甚善於托古；在我们的心目中，康也极能托孔夫子与董仲舒之言求变法。
　 康有为的哲学诠释是为了政治改革，结果无论是具有破坏性的《伪经考》，或是具有建段性的《改制考》，都成了改革的负担。许多掌权者以及一般士大夫都因康氏经说之具叛逆性，而怀疑他变法的诚意，于是有「不反对变法而是反对乱法」之说。此外，他为变法所立的学术理论，显然与实际情况有不合之处，应是始料未及。
　 按康有为三世进化之说，当前的变法应推行君主立宪，然而，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条件没有成熟，而且开议院显然将削弱君权，若君权再弱，何以推行变法?康氏有鉴于此，暂时改变主意。这虽不能说是康的机会主义表现，但多少显示他花了大气力的学理，想学以致用，结果反而给政敌提供了攻击的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