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化镇牛痘局记①

    来海外一星火，焰焰不息，沿及华裔，财烬而人焦，天下甘之，十而三四，洋药是也。为之倾汉唐以来数千年入自夷国，散转内地之金银，随波涛去乎海外，而人心趋便利，乐奇巧，天下方十九好之，洋货是也。传其术中国，先后遍各行省，六七十年无异，天子用之，大臣疆吏劝之，府州县董之，天下信行十已七、八，乡曲僻陋，尚或疑之，洋痘是也。洋疽者，牛痘也。

    牛痘之言曰，昔洋有先医，智及知牛。爱取其痘之浆，而刺种人身。巧规其穴，实维消烁清冷渊二穴之间，主乎三焦。三焦者，一身关要之府也。从皮毛血脉，肌肉经络，直传而入，下从肾脏直引而出。见红三日，灌浆三日，结痂三日，十二日而成功，儿如常无所忌。即再试，不复出。

    又曰：疽之证，肾重而脾轻。脾属土，牛土畜，职此之由。犹有疑者，曰：此法出洋人，殆不可种；即种，十年当复出，仍当传染天行；更有种午痘误毙者。

    呜呼!异哉。是何怪数年前民之讹言，身瘦烂，衣洋布也。生人至不可解之事，惟安于习熟见闻者，至老死而不怪。狗吠摄影，羊毛出膺， 肉发 ，鼠骨生齿，假若传由外国，其不摇首闭目而去者几希矣。今之牛痘万全如此，视昔之塞苗嚏鼻，周委五脏，风寒秽浊，饮食禁忌，一不慎而祸至；或逢坏症惨变，黑如炭、蓝如靛、紫如炙豚，不可觇其形；乃至独子孤儿，为之父母者，当此之时，唤天而塌地，思与并命而不可救。酷烈之痛如彼，孰得孰失，宁烦智者而决乎？

    某某去乡久矣。官闲多暇，凡京师首善诸义举，都人士主持之，亦尝一二窃随其后。见夫种牛痘者，岁则何啻万家。为欣慰嫣。

    及得舍弟某某书，言里则有局，旁及邻集，越十二年而人尚有疑，然亦岁得数百小儿。今将勒集者名，且谋善后。于是致诸君子意，请记其事，兼为谓不信者告。

      某某既喜吾乡小儿女，长得保肌肉之玉雪也。复敬乡人之有卓识，猛于为善，风俗厚；即吾弟恳恳同之，有足嘉者，乃为记之，而略陈天下大概，俾拘墟而护前者悟焉。

      磋乎!吾中国之通商外洋也；受其害而不知，犹可言也；受其利而不知，不可说也。夫既不免受其利害，即听其自利自害焉，无道与为权，安所收其利而制其害哉?将无并其利而亡之，而但承其多，害 极也。吾于有利无害之牛痘，而已为此凛凛也。

注①：忧国忧时，廉洁奉公，这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优秀方面，但是，当中国面临“二千年来之一大变局”时，仅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了。当时有的守旧派，也有忧国的、也有廉洁的，但是固守成规，救不了国。现在有论者提出现代爱国主义的概念，就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真正使祖国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刘光第可贵之处，正是顺应历史潮流，具有开放的意识。这篇写的家乡的文章足以为证。其中个别说法不无可商，但即便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也还有其启蒙价值。下面是1982年1月2日《北京晚报》“百家言”中的一篇“刘光第论种牛痘”：

怎样对待来自外国的东西?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回答说：“收其利而制其害。”
    刘光第是四川富顺县赵化镇人，长期在北京做官。一天，他收到弟弟从家乡写来的信：信中说赵化镇牛痘局已办了十二年，每年为数百儿童种痘，不仅里中受益，而且旁及邻集，成绩不小，但也有人不相信钟痘术。家乡诸君子希望刘光第写一点东西，向父老们宣传宣传，以便扩大影响。亲人的来信唤起了刘光第对养育自己长大的巴山蜀水的无限的怀念之情，于是欣然命笔，写了一篇《赵化镇牛痘局记》。
        刘光第在文章中说，外国传人中国的东西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如“洋药”这里专指鸦片。鸦片输入，不作医用，烟灯点燃，“焰焰不熄”，结果“财尽而人焦”，百害而无一益。一类如洋货，即外国商品。许多外国货制作奇巧，使用便利，但洋货散转，“内地之金随涛波而去海外”，因此有利有弊。再一类如洋痘：即牛痘。自它传人中国，几十年间信行各省，吾乡小儿女，“长得保肌肉之玉雪也”，有利而无害。既然外国的东西情况是这样复杂，那对待的态度也既应有不同。有的人对外国东西，一概排斥，说穿了洋布要全身肿烂，种了牛痘仍要习染天花，甚至毙命；有的人对外国东西，一概吸收，听其自利自害，甚至亡其利而但承其害，刘光第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对外国的东西不应利害不分，兼蓄并收，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收其利而制其害”。刘光第在信中对家乡的卓识之士表示敬佩，希望他们“猛于为善”，把有利无害的牛痘接种工作坚持下去，推广开来。
    今天，随着我国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外国的东西更多地引进和传人中国。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东西中既有“无害有利”，如洋痘者，也有“利弊兼有”如洋货者，还有“无利有害”如洋药（鸦片）者。应该怎样对待呢?刘光第几十年前的话，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