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灏
从宏观去看中国历史自十世纪至二十世纪以前一共只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政
治改革。第一次是北宋十一世纪的王安石变法；第二次就是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
这两次改革最后都失败了。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反映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缺乏自我转化
的能力。戊戌维新失败不但再度证明传统体制缺乏这种能力而且也把中国带入
一个空前的政治与文化危机。今天我们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必须以这双重危
机为视野去下手分析。
大约说来戊戌维新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1898年夏晚清光绪皇帝以一连串
的敕令推动大幅度的政治改革这就是所谓的百日维新；广义是指1895-1898年
间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始於甲午战败之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呼吁改革而以戊
戌年百日维新后发生的宫廷政变结束。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讨论的是广义的戊戌维新。
这个广义的戊戌维新不是单纯的政治改革运动因为康梁集团从开始就计划循
两种途径进行改革运动。一方面是由上而下的途径也就是说希望透过向朝
廷上书建言改变清廷的政治立场与态度然后以中央政府政令的推行来实行改革。
另一方面是由下而上的途径也就是说企图针对社会菁英份子——士绅阶层
从事游说鼓动来争取改革的支持。由於这双管齐下维新运动得以凝聚《马关条约》
后中国朝野上下所感到的愤慨与求变心理在政治上产生极大的波澜在社会上激
起广泛的反响。这些影响可以从两方面去探讨其历史意义∶一从政治史去看
它代表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开始解体从而引进了一个中国史上空前的政治危机；二
从思想文化史去看它在甲午战争以后开启了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期。
一 戊戌维新运动与中国政治秩序危机的序幕
在说明为何戊戌维新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演变中有这样的历史意义之前必须先
对传统政治秩序的定义稍作交代。这个政治秩序是在北宋开始出现而定型於明清两
代它的核心是由传统政治制度的两个基本结构所组成。一个是始於商周而定型於
秦汉初期的普世王权（ universal kingship
）；另一个是晚周战国以来逐渐形成的
官僚体制。但是要认识传统政治秩序我们不能只看政治制度因为这政治制
度是受著两种来自制度以外的力量支撑。一方面它受到传统社会结构的主干——士
绅阶层的支撑；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正统儒家思想的支撑。
后者以纲常名教的观念为主轴对现存的朝代政权不一定无条件地接受但是对於
政权后面的皇权制度则基本上是肯定的。再者正统儒家的政治社会价值自唐宋
以来已经逐渐渗透入佛教与道教的主流思想使得佛道二教在其政治社会价值上已
经儒家化或者正常化（normalization）。因此儒家的纲常名教观念可以代
表整个传统文化体系的正统价值。总而言之在明清两代传统政治秩序是皇权制
度与传统社会结构的主干以及传统文化体系核心思想的三元组合。
这三元组合的政治秩序在晚清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重要的是∶大致说来在
1895年以前这冲击并未撼动政治秩序三元组合结构只是导致官僚体系溃堕。这
一观念上的分别对我们了解近代政治变迁极为重要。首先甲午以前清廷因应付
外强侵略与内部动乱而作的制度改变与调节是限於行政管理层面并未触及基本政
治体制。不错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曾有督抚分权的现象出现但所谓的督抚分权
只是清廷为了应付内乱后的变局的权宜之举。在基本权力上这些久任的督抚仍然
受到很大的限制并不能与清廷分庭抗礼。关於这一点刘广京先生已有极肯要的
说明。此外必须指出的是∶中央失控与地方分权的趋势不是晚清所特有而是中
国变成大一统的帝国以后每一主要时期都曾出现过的现象。秦汉帝国晚期的州牧坐
大与隋唐帝国晚期的藩镇跋扈都是极明显的例子而晚清这种趋势的严重性是远不
能与前二者相比的。那时督抚分权只代表行政结构松弛而前二者则已威胁到当时
的中央皇权统治。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清朝中央政府与士绅阶层之间的关玒在太平天国所开启的
内部动乱时并未受到影响。最有力的证据是当农民运动在咸同年间威胁到清朝皇权
统治的时候当时的士绅阶层在地方上响应曾国藩保卫传统政治与文化秩序的号召
招募团练支持清朝中央政府而清政府最后之能扭转危局镇压农民运动士绅
阶层的有力支持是一个决定因素。
再者甲午以前尽管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已有半世纪以上正统儒家思想仍然
能够维持其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当时所谓的西学的影响大致局限於沿海
的几个大商埠对於大多数的官吏士绅并无甚么影响。1895年以前中国的重要书
院几乎都没有西学的踪迹可为明证。同时考试制度仍然维持它在中国社会与教
育上的垄断地位使得当时大多的士绅菁英依然生活在朱注四书的思想笼罩之下。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当时的皇权制度不但仍然与社会主干保持互相
依存的关玒而且也依旧受到文化传统的主导思想的维护。也就是说传统政治秩
序的三元组合在1895年以前并未有解纽现象。
这种情况在1895年以后有著显著的变化。首先三元组合的传统秩序逐渐解纽
普世王权随之瓦解 接著新的共和政体频频流产
中国终於陷入彻底的政治解体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这一绵延30年的政治危机的起始点就是甲午以后所发生
的维新运动。
仅就1898年夏天的百日维新而论它代表改革运动已进入清廷权力结构的核心。
光绪皇帝在三个多月中所发动的大规模制度改革是以康有为的〈日本明治变政考〉
与〈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为蓝图而以富强所代表的现代化为目标。表面上这
些改革仍然维持君主制度。但观乎康有为自1895年以来对光绪皇帝所作的一连串建
言颁布宪法建立议会实现当时所谓的君民共主的理想也是在改革蓝图之中。
易言之百日维新是隐然朝向君主立宪政体推动而君主立宪所代表的君主制度之
有异於传统的普世王权是很显然的。因此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它显示传统的皇
权体制已在清廷权力结构的核心上受到震撼。
戊戌时代不但中央皇权受到改革运动的震撼皇权体制的社会与文化支柱也
因改革运动的影响而受到侵蚀。如所周知晚清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并未有基本的变
化士绅阶层在社会上的主干地位也并未动摇。发生变化的是士绅阶层与皇权体制
之间的结合。上面指出太平天国运动是因清政府与地方士绅的合作而遭到扑灭。
此后地方绅权曾有著显著的扩张地方行政有好些方面如团练、教育、社会福利、
公共工程乃至少数新兴工商企业均由地方士绅接管而同时他们与中央皇权大体
上仍然维持协调和谐的关玒。但是1895年以后这个协调和谐关玒已逐渐不能维持。
主要原因是士绅阶层特别是上层士绅之间出现了分裂。在戊戌时代一小部分士
绅开始质疑皇权体制并公开向其挑战引起了士绅之间的思想对峙与政治斗争
也间接动摇了中央皇权在地方的社会基础。
这种情形在戊戌时代的湖南最为表面化。湖南自1890年代初吴大鍶任巡抚以
来即进行自强运动式的改革1895年陈宝箴接任巡抚加快这种局部缓进式改革
的步伐。但改革新政仍然是在地方官吏与士绅协调合作之下进行的。1897年康梁的
改革思想运动进入湖南梁启超携同一些康门弟子去长沙主持新成立的时务学堂
不但公开鼓吹西方的民权学说而且时有排满的种族主义言论对中国的君统以及
清室的中央皇权作正面的攻击。他们甚至效法明治维新以前的藩镇倒幕运动大胆
主张湖南自立摆脱清室中央的控制。从地方基层彻底推行改革新政以为未来
改造中国的基石。
同时梁又与湖南士绅谭嗣同、唐才常、皮鹿门等人创立南学会从思想上进行
动员士绅阶层计划发展绅权以为兴民权的阶梯。他们动员地方士绅的努力很有成
效。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在长沙以及一些其他的州县前后成立的学会有十三
个之多。而南学会在鼎盛时期拥有了超过 1,200 名会员。因此 在1897与1898年之
交湖南的改革运动不但有激化的走向而且在湖南士绅之间也有扩散开展的趋势。
这是一个极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湖南官绅在十九世纪几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都是
以保守的立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平天国运动时湖南官绅以维护名教的立场率
先组织起来变成镇压这个运动的主力。其后在1860年以后的30年间他们也变成
抵抗传教士深入内地散播基督教思想的中坚如今在戊戌时代激化的改革运动居
然能在湖南士绅间引起相当的回响可见当时思想变化之剧。但这回响也很快遭受
到思想守旧与缓进的士绅的反击形成空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这些反对改革
激化的士绅一如他们前此反对太平天国运动与基督教传教士是站在捍卫传统政
治社会秩序的立场不但号召湖南绅民起来抗拒思想上的异端邪说而且呼吁中央
与地方政府予以镇压。在他们强大的压力之下改革运动很快地收场。
湖南改革运动的激化虽然为时很短但其意义却极为重大。首先它代表传统
皇权体制的社会基础开始出现严重裂痕。这社会裂痕在戊戌时代虽然范围不广但
却是一个重要的启端在转型时代逐渐扩大终於演成传统政治秩序在1911年以后
全面解体的一个重要社会动因。
再者湖南改革运动也代表一个全国性的思想对峙与政治斗争的开始。由於当
时反对康梁思想的士绅不但在湖南而且在北京以及其他地区广泛地呼吁与游说
官绅引起朝野上下的注意。一时以张之洞为中心的一些官绅在思想上组织起来
对康梁的改革运动进行思想围断。1898年春张之洞发表著名的《劝学篇》提出
中体西用之说。表面上他是为自强运动式的改革作一思想的总结与辩护而
实际上他是认为传统政治秩序的义理基础已因康梁的改革运动而受到威胁他必
须出来重新肯定这义理基础。因此张之洞在当时的立场与十九世纪中叶曾国藩的
立场颇有相似之处。曾在太平天国运动威胁清廷存在之时出面呼吁全国士绅为捍
卫纲常名教而战；同样地张之洞之印行《劝学篇》也是为捍卫纲常名教而战。所
不同的是1895年以后的思想与政治环境已非40年前曾国藩所面对的。曾当年所面
对的士绅阶层的内部并未存有严重裂痕因此士绅阶层可以很快地响应曾国藩的呼
吁而与政府通力合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张所面临的则是一个已经开始分裂的
官绅菁英阶层。因此《劝学篇》出版以后一方面固然受到许多官绅的支持但另
一方面也有同情康梁维新运动的人士出面反击例如何启、胡礼恒就曾在香港著文
驳斥张氏的《劝学篇》。可以说一个环绕康梁菁英集团与以张之洞为首的官绅集
团以湖南维新为导火线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思想对峙。这个对峙与1895年以前因
自强运动而展开的思想论战不同后者主要是清政府内部有关洋务政策的辩论而
前者则是攸关传统政治秩序的义理基础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序幕。
戊戌时代官绅统治阶层内部出现的意识形态之争不仅导致传统皇权体制的社
会基础动摇而且反映它的文化基础也受到严重的侵蚀。一方面是西学在1895年以
后大量的输入加上晚清大乘佛学与诸子学的复苏；另一方面儒家内部的学
说之争特别是康有为的今文学与古文学之争已把儒家义理的基本性格与政治取
向弄得暧昧不明、启人疑窦。儒家正统思想在内外双重的压力之下已不能像1895年
以前那样予皇权体制以有力的支持。这些发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因为它们是甲
午以后所发生的思想文化钜变的一部分。因此在认识传统政治秩序解纽的同时
我们必须对甲午以后改革运动如何开启思想文化的新时代——转型时代作一简要的
鸟瞰。
二 戊戌维新运动与思想转型时代的序幕
所谓转型的时代是指1895至1920年代初期大约3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
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
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钜变。就这些思想钜变的各重要面向而言戊戌维新运动
都是转型时代的起始点。
首先就新的传播媒介而言维新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划时代的里程碑。在甲午年
以前中国已有近代报刊出现但数量极少。据统计1895年以前全国报刊只有15
家而大多都是外籍传教士或商人买办的。但戊戌时代三年之间据初步统计数
量跃至64家。同时这些报刊的编者多半出身士绅背景形成一种新的菁英报刊
影响也较前激增。
转型时代思想散播的另一重要制度媒介——新式学校的最初出现也是由於维新
运动的刺激。在此以前书院制度虽在晚清有复苏的趋势但是学习课程仍以传统
科目为主西学几乎完全不见踪影。维新运动期间康梁不但在思想上鼓吹以废
科举立学校为纲领的教育改革而且直接间接地推动新式学堂的建立开1900
年以后新式学校大规模设立的先河。
同时对现代新思想传布极有贡献的学会的出现也是以戊戌维新为分水岭。在
此以前这种知识性与政治性的自由结社至少在有清一代几乎是绝迹但维新运动
期间据大约的统计学会的出现就有76个之多是为转型时代自由结社大量涌现
的开端。
转型时代的思想钜变不仅有赖於报刊、学校、学会等制度性的传播媒介同
时也与新社竤媒介——现代知识份子有很深的关玒。中国现代知识份子大部分是从
士绅阶级分化出来而这分化是始於维新时代。康梁以及他们的同路人虽然大多
数出身科举但他们的社会角色与影响已经不是依附科举制度与官僚体制而是
凭藉上述的制度媒介。再者他们多已离开自己的乡土社会而流寓於沿江沿海的
大都カ。同时他们与现存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玒是相互触大於相互依存。此外
他们在思想上与心理上已因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压力而开始徘徊挣扎於两种文化
之间。因此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多少带有一些暧昧性、游移性与矛盾性。这些特征
都是使他们不同於士绅阶层而接近现代知识份子的地方。
由於这些社竤媒体与制度媒介的涌现西方文化在转型时代有著空前的扩散
在其直接与间接影响之下那时代的思想内容也有著深钜的变化。这变化大约有两
方面∶一方面中国文化出现了自中古佛教传入以后所未有的取向危机；另一方面
一个新的思想论域（ intellectual discourse
）也在此时期内逐渐浮现。而这两方面的变
化都是始於甲午以后所展开的维新运动。
（一）维新运动与文化取向危机的启端∶西方文化自十九世纪中叶进入中国以
来就不断地给中国文化传统带来震荡与侵蚀。不过在1895年以前这震荡与侵蚀
大约限於传统文化的边缘用晚清盛行的中体西用的说法也就是限於用的层
次。但是1895年以后主要由於维新运动的催化西方文化的震荡与侵蚀逐渐深入
到体的层次也即进入文化的核心造成文化基本取向的危机。
这种取向危机首先是指道德价值取向的动摇。大约而言传统儒家的道德价值
可分两面∶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与以仁为基础的德性伦理。由甲午至戊戌虽然
德性伦理尚未受到直接的冲击规范伦理则已遭受到正面的挑战。规范伦理是以三
纲之说为核心。那个时代的思想领袖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都对这
三纲说特别是对其君统部分作直接或间接批判。前面提到这些批判以湖南改
革运动的激化为导火线演成中国现代基本意识型态的论争的开始。这场论争绵延
到五四爆发为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也就是传统儒家的规范伦理由动摇而全面思想破
产。
戊戌时代文化认同的问题也在中国教育阶层间变成一个普遍的困扰。在此以
前由於西方文化的冲击大体上限於传统文化的边缘文化的核心思想并未受到严
重的震撼知识阶层也因之仍然可以有一个清晰的文化自我定位与认同。但1895年
以后如上所指一些传统的基本价值规范已开始动摇而就在同时中国进入一
个以西方政治与文化霸权为主的世界中国人厕身其间文化的自信与自尊难免大
受损伤。中国人应该如何重新在文化上作自我定位是一个认知与情绪双方面的需
要。文化认同问题因此变得较前尖锐而敏感。当时康门第子梁启超与徐勤以及谭嗣
同重估传统夷夏之辨的问题就是很好的例证。一方面他们坦白承认在这场辨认中
中国是否能够在文化上免於夷狄的地位已很成问题。另一方面面对西方文化霸权
与侵略他们也深感文化上有自我肯定的需要。因此在保国与保种之外他们也
要强调保教的需要bq。重估夷夏之辨与保教运动同时进行充分显示那时代的知识
份子在徘徊挣扎於两个文化之间所感到的困境。
转型时代不但传统儒家的基本价值受到挑战同时它的宇宙观也受到严重的
侵蚀。这宇宙观的骨干——天人合一的观念是由一些基本建构范畴构成如天
地、阴阳、四时、五行以及理气等。转型时代随著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自然主
义的流入与散布这些范畴逐渐受到侵蚀而消解。1895年四川官绅宋育仁已经看到
这侵蚀所造成的文化危机。他在《风录》中曾经指出西学与西教如何对於传统的
建构范畴发生破坏作用而这破坏也势必动摇儒家的基本宇宙观与价值观。宋氏所
指出的这种影响一旦发生形成儒家思想核心的精神意义架构也势必随之动摇因
为这架构是由传统的宇宙观与价值观绾合而成。随著这一发展中国人开始面临一
些前此很难产生的生命与宇宙的基本意义问题。由之而形成的困惑与焦虑就是我所
谓的精神取向危机。
因此精神取向危机也是戊戌时代开始的。当时知识份子思盛行研究大乘佛学
便是一个很好例证。这一发展反映儒家思想在当时已不能完全满足一些知识份子安
身立命的需要。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诗文都透露他们在追求佛学时所作
的精神挣扎。
就戊戌时代或者整个转型时代的知识份子而言他们在精神取向方面所作的挣
扎与他们在价值取向以及文化认同取向方面所展现的焦虑与困惑常常是混而不分的。
只有把这三方作综合的分析才能看到当时文化取向危机的全貌。
（二）戊戌维新与新的思想论域∶根据上面的分析转型时代中国进入空前
的政治秩序危机与文化取向危机。面对这双重危机当时知识阶层的思想回应自然
是极为纷繁。在这些纷繁的思想演变中逐渐浮现一个共同的论域（
discourse ）
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戊戌时代已经隐约可见。
首先是一种受传统与西学两方面影响的世界观。就传统的影响而言它主要是
来自儒家的经世思想不但展现高度的积极入世精神而且有一强烈的政治倾向。
就西方思想的影响而言它主要来自西方近代文化自十七世纪以来所含有的极端的
人本意识（ radical anthropocentrism
）与历史演进观念。这中西两种影响化合为一种
世界观我们称之为历史的理想主义。这份世界观在当时常常凝聚为一个有著三段
结构的时代感∶一方面是对现状有著强烈不满的疏离感；另一方面是对未来有著非
常乐观的前瞻意识。而连接二者的是对由现状通向未来的途径的强烈关怀。这种
时代感在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的思想里与几份主要报刊里已清晰地展露。
随著这份历史理想主义的世界观而来的几个观念对转型时代也有重要的影响。
其中最显著的是竤体意识。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康有为在戊戌时代提出的一个观念∶
治天下以竤为体以变为用。从那个时代开始相对於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时间
这个观念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竤可以指国家或民族或种族或阶级或理
想的大同社会；变可以指历史演进观也可以代表传统儒家视宇宙为一生生不
已的过程。但这整个观念所表现的一种思想模式与关怀则是贯串整个转型时代乃
至整个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线索。
其次是新的个人自觉观念后者是从传统儒家思想承袭了人为万物之灵的人
极意识而抛弃了传统人极意识后面的超越的天道观念同时它也吸收了西方近
代文明中的浮普精神（Faustian-Prometheanism）。所谓浮普精神是特指西方
近代文明所展现的戡世精神认为人已取代神为宇宙万物之主因此相信人性无限
人力无边人定胜天人应该宰制万物、征服宇宙。总之这种浮普精神很容
易与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凑泊化为现代思想中的人极意识。而它的最初出现就是
在戊戌时代。当时谭嗣同与梁启超思想中所透露的志士精神与戡世精神就是以不
同的形式反映这份现代的人极意识而形成个人自觉的核心思想。
除了竤体意识与个人自觉意识之外尚有一个也是随著历史的理想主义世界观
而出现的思想趋势∶它是植基於上文提到的时代感。后者一方面投射强烈的前瞻意
识；另一方面反映对现实的疏离与不满使得这份时代感很自然地集中在如何由现
实走向未来这个途径问题上。转型时代发生的改革与革命论争就是以这途径问题
为出发点。随著革命的声浪日高与革命的观念逐渐深化与扩大一种激化的现象於
焉出现。
这激化的趋势也可以溯源於戊戌时代。上文曾论及湖南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激化
现象根据当时康梁派的同路人狄楚青的报导梁启超与其他康门子弟如叶觉迈、
欧甲、韩文举等在赴湖南参加改革新政前曾协议准备走激进路线甚至考虑
探取革命立场 。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
谭嗣同在回湖南投身改革运动以前所写成的
《仁学》不但有排满反清的主张而且是以冲决网罗这个观念为基调。这基调极
富感性涵意而此涵意与日后激化趋势中的革命观念极为合拍。因此我们可以说
谭的思想中有强烈的革命倾向也不为过。无怪乎转型时代革命派的一些激进份子
如邹容、陈天华、吴樾乃至五四时代的李大钊都奉谭嗣同为典范人格。这些都显示∶
戊戌时代的改革运动已隐含一些激化的趋势。
上面我大约地说明了戊戌时代开始出现的历史理想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竤体意
识、个人自觉与激化趋势。以这些观念思想趋势为基础在当时展开了一个新的思
想论域。这当然不是那时代唯一的思想论域但却是当时影响日增而且对后来二十
世纪思潮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论域。
总之不论就这新的思想论域或者文化取向危机或者思想的制度媒介与社
竤媒介而言戊戌维新运动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开端同
时如第一节所分析它也是近现代政治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尤其值得我们反思的
是∶它所开启的政治秩序危机与文化取向危机仍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双重危机。从
这个角度去看百年前维新运动距离我们似乎很遥远但却又不是那样遥远。就现
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困境而言中国仍未完全脱离戊戌维新所引进的危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