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国现代化道路比作一条环环相扣的漫长链条，那么，戊戌变法就是其始端不远处的重要一环。它标志着古老中国在被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逼上求索现代化的路途之后，随着详务派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最先尝试的“自强新政“于甲午炮声中宣告破产，维新派接踵登上了历史舞台，紧接着进行了变法政治实践。
然而戊戌变法这一链环更重要的历史标志是，这场百日维新亦以康有为的“策”、谭嗣同的“血”，昭示于当时的知识人：对于中国的救亡图存、蜕旧更新来说，不仅是军事与经济的些许变革是仅得皮毛、“非其根本”，即使是与封建帝党政治上的联手维新，也同样是荆棘丛生、陷阱遍地。戊戌士人已经通过甲午之战看清了光有精良武器是不行的，他们又通过戊戌之变看清了在中国当时条件下政治维新也必然走到山穷水尽。他们终于懂得了中国面临的这一数千年之变局成败之关键，正在于必须效法日本在思想学术的层面吸收西学的成功榜样。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戊戌开始了再一次的峰回路转：转向从思想、学术层面的启蒙与革新入手，寻觅现代化的入口。
事实上，考察戊戌变法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历史涵义的一个重要视角，必须回首检视引发这场政治维新运动的导火线——甲午中日之役。当北洋舰队那些购自英、德的坚船利炮照样在蕞尔日本的进攻中全军覆没，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使“四万万人齐下泪”时，满清朝野最感“世变之亟“、“创巨痛深”的，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代戊戌学者。必须像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西方那样地“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已成了他们痛苦探索后的结论。除了康有为自甲午后接连六次上书、直接促成清帝以明治维新政体模式推行戊戌变法，由此演为政治变革的一脉外，在学术领域，严复一马当先，在甲午之战的深刻刺激中提笔翻译《天演论》，将西方的进化论阐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警示，使整个中国振聋发馈、民气为变，在世界观层次上将数千年“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名教的牢笼炸开了缺口。严复随后接连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穆勒名学》、孟德斯坞的《法意》等英法政治学、经济学及社会学、逻辑学著作。王国维、章太炎等人也是在甲午之后开始涉猎或专攻西方哲理书籍，收拾先进的学理，精神气象由此深刻而变。梁启超在戊戌后流亡日本，更是“广搜日本书而读之”、“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尤须一提的是，由于通过戊戌变法看清了当务之急在于效法日本从根本处着手，在思想与学术层面吸收西学，中国知识界在20世纪初兴起了大规模留日潮流，东渡学人逐年剧增，介绍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书籍以日本为渠道，大潮般地涌入中国，推动着中国的“向西方学习”迅速突破了洋务运动的“器”的层面，转向“道”的领域追寻，进入了讨论“形而上学”的最高阶段。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学术史数千年的根本变革之局正在徐徐拉开序幕。
综上所述，19世纪60一90年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军事与经济变革和90年代末戊戌维新的政治变革均以其初试的遭遇挫败，迫使中国的现代化深入到思想学术层面进行革故鼎新。学术思想的变革已经发韧，并随后发展成了下一步政治变革的先导；尤其是当这一领域从进化论思想演进到后来的唯物史观。遂使中国的现代化从此开始了另一历史里程。而戊戌变法这一链环在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之链中，起的正是一种引发深刻反省、催发新的更为重大的历史转机的契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