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林
1．原始积累期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和心态，对这段历史的资料进行综合汇编，以供后人采撷研究。康有为撰写了《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撰写了《戊戌政变记》和《戊戌政变纪事本末》，苏继祖撰写了《清廷戊戌朝变记》，胡思敬撰写了《戊戌履霜录》，苏舆编辑了《翼教丛编》，等等，但总的来说，记载戊戌维新运动的史书并不多。维新派的主张以及“百日维新”的内容和变法经过，主要保存在清政府的官书文件中。所以，要了解戊戌变法的全过程，“即包括它的发生的时代背景，百日维新的具体经过和内容以及它对后来的影响”，就必须全面地收集和占有第一手资料。（注1）
1953年，翦伯赞先生率领一批学养深厚的专家，从公私藏家中收集到有关戊戌变法的中外历史资料296种，最后精选出173种，辑成《戊戌变法》4巨册，由神州国光社出版。这套资料丛刊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备的有关戊戌变法的史料。这些资料的特点是：第一，官方档案史料居多，忠实照录，保存了史料的原始状态，可以使读者看出清政府政策的内容和作者的政治立场；第二，既收录了主张维新变法的作品，又收录了反对维新变法的作品，还收录了外国传教士的作品及外国政府的文件，可以使读者在比较鉴别中看出三方面的势力围绕着维新变法的激烈较量；第三，文献的作者多数是戊戌维新的当事人，他们撰写的政论、奏议、回忆录不免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甚至记忆错误、曲解史实，这都需要仔细加以考辨、甄别，以去伪存真，还有关事实的真实面目；第四，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许多关于戊戌变法奏议的原稿，由于当时该院正在进行内部整理工作，未能抄出，致使康有为及其门人在日本编辑的《戊戌奏稿》内容虽有篡改，仍被收入这套丛刊中。
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一书，选录当时内外各官员及举贡生监等人的建言上书303件，从内容上分为12类，按日排比，约40万言，弥补了《戊戌变法》资料丛刊档案史料的不足，也为日后发现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有篡改嫌疑提供了证据。
2．研究滥觞期
戊戊政变后出版的一些关于戊戌维新的著作带有回忆录性质，没有把戊戌维新的历史放到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中去考察，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与片面性。进入民国以后，人们在编写各类新式历史教科书时，抛弃了孤立地研究戊戌维新史的方法，而把它纳人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中研究，使戊戌维新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了一席之地。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泰棻编纂的大学讲义——《中国近百年史》，把中国近代史分成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光绪时代四篇，基本上以清季皇帝在位时段划分历史时期，在第四篇第八章《德宗之戊戌变法及其失败》中，对戊戊变法的原因、康有为七上书、新政内容及慈禧发动政变镇压维新运动有详细的描述，但基本上是史料的梳理，缺少必要的理论分析，仍末摆脱“帝王中心论”的阴影。
1925年，天津华泰印书馆出版了孟世杰编著的《中国最近世史》，其编辑大旨说：“旧日史书，偏于政治，本书兼重文化；旧日史书，详于个人，本书留意群众；旧日史书，喜述陈迹，本书指陈趋势。” （注2）孟氏把中国近代史分成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和共和时期三大板块，从而突出了戊戌维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该书《德宗变法》一章，主要依据康有为的奏折、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和《光绪政要》，基本上按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对戊戌变法进行缕述，甚至全文抄录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上清帝第六书》，但孟著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第一次列出戊戌维新专章，并罗列出新政成绩，把维新与共和作为近代中国重要历史时期考察，是戊戌维新百年研究之滥觞。
1938年，武汉艺文研究会出版了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划分为四个互相衔接和不断深化的近代化过程，认为康有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个救国救民族的运动。
1947年，上海书店出版了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一书，该书设有《百日维新派自由思想者康有为》与《维新思想的健者谭嗣同》专章，追溯维新派西学的向度和深度，认为康、梁、谭等人代表了甲午战争后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他们迎接着从俾斯麦到彼得大帝到明治天皇的改良运动，企盼中国版的日本维新出现。这是第一次把戊戊维新放在世界改革潮流中进行考察。
1947年秋，华北新华书店印行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权威性中国近代史著作，它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主要线索，给予戊戌变法以很高的评价，提出了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科学论断，如说“变法成为一个运动，《万国公报》是有力的推动者”，又说梁启超“虽然还只二十四岁，他的中西学问，在当时已是第一流”，“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指出光绪皇帝从“封建皇帝变成维新元首，是值得尊祟的，变法失败并不损害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注3）
3．初步肯定期
1958年戊戌变法60周年之际，中国史学界于9月28日在北京召开了“戊戊变法60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历史研究》上，并结集为《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初步肯定这个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虽然是属于改良主义范畴，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然代表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性质。与此同时，由侯外庐主编的《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集》，也对戊戌变法的思想和人物做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深层次学术探讨。
这两部带有“纪念史学”意义的论文集，是在国内政治相对稳定自由的文化氛围中，由学者独立自主完成的课题，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戊戍变法的初步肯定：第一，这些论文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提出凡是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的重大历史事件，不论其成败利钝，也不论参加这一事变的人日后的是非功过，只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进步作用，只要对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我们就要纪念它；第二，初步肯定了戊成变法的进步意义，认为此次变法是中国知识界的一次思想解放，虽然仅仅走了第一步，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步；第三，维新派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的两大社会任务，标着着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动政治运动的开始；第四，这个运动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和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声息相通，具有一定的反帝国主义性质，成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个里程碑；第五，戊戌维新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曾经起过警醒人民的作用，他们是19世纪末叶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
4.政治批判期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领域开刀祭旗的。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全国各大报刊一律全文转载，铺天盖地，推向全国。戚文代表着当时“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从政治上一棍子把对方打倒，没有一丝一毫学术讨论、自由争鸣的影子。他一开头就以学霸的口气说：“反动影片《清官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戊戍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戚本禹对戊戌变法采取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其政治批判的方法也是形而上学的。我们不能忘记这种文化专制主义对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破坏与杀伤。
5．拨乱反正期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引发了学术界的反思与秩序重构。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学者如陈旭麓、李炳清、肖黎、叶林生、杨立强纷纷撰文，反对强加给戊戌维新以“改良主义”的恶谥，力主肯定戊戊变法的积极作用，指出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次猛烈的冲击，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救亡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经济上，维新派要求保护并发展资本主义，以自强图存；政治思想上，维新派激烈批判封建主义，要求以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场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带有一定群众性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变革运动，是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
虽然，戊戌维新已成为逝去的凝固时空，但如果从民族遗产的角度去审视，就会发现它的历史价值；如果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它的文化价值；如果从经济构想的角度去探索，就会发现它的时代价值。迎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学者们转换视角，更新观念，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主题切人，重新认识戊戌维新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例如从近代民族觉醒的历程看戊戌维新，从近代化的进程看戊戌维新，从近代启蒙的思想角度看戊戌维新，从近代文化的变迁看戊戌维新，把戊戌维新研究推上多元思维的轨道。近期有学者在对戊戌维新研究百年反思时指出，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缺乏自我转化的能力，戊戌维新失败，不但再度证明传统体制缺乏这种能力，而且也把中国带入一场空前的政治与文化危机，“总之，不论就这新的思想论域，或者文化取向危机，或者思想的制度媒介与社会媒介而言，戊戌维新运动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开端，也是近现代政治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注4）。
1．史料的发掘与整理
戊戌维新史料多载于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伴随着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光绪朝实录、清宫档案、臣僚奏稿、报刊函电、书牍笔记、日记年谱、回忆录的整理梓行，为戊戌维新史的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戊戌维新的史料发掘与整理工作取得了新进展。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下册，选收反映康有为政治、学术思想的重要论文、信函、序跋、诗歌等约86万字。1982年以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从康有为的后人捐赠的遗稿中选出部分末刊手稿和抄件，编辑出版了《康有为与保皇会》、《康有为戊戌变法前后遗稿》、《康有为列国游记》、《康有为诗集》，还影印了《康有为<大同书>手稿》，大大开拓了戊戊维新及康有为的研究领域。从1984年起，中华书局陆续推出由楼宇烈整理的《康有为学术著作选》10种，这套丛书编选精审，翔实可信，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988年以来，由曾近义主编的《康有为论著与研究丛书》10种，陆续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与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中第一次将《杰士上书汇录》以及《日本变政考》序、按语、跋公之于世，使广大研究者有机会阅读这些第一手资料。此外，还出版了陈永正编注的《康有为诗文选》，方志钦、刘斯奋编注的《梁启超诗文选》，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吴天任编《康有为先生年谱》上下册，吴熙钊、邓中好校点《南海康先生口说》等。由姜义华、张荣华编校的《康有为全集》12卷本，即将由岭南美术出版社推出。清华大学朱育和、蔡乐苏、王宪明主编的220万字的《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于1998年8月由上海书店出版，该书逐日排比史事，有眼有识，网络宏大，极富史料价值，为深化戊戌维新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史料空间，也为人们重新认识戊戌维新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观。
2．学会的成立与推进
1985年，在康有为长眠的山东省青岛市最先成立了青岛康有为研究会，重修“文化大革命”中遭破坏的康有为墓，开放青岛康有为故居，召开“纪念康有为逝世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康有为研究》专刊与《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成为中国北方研究戊戍维新及其领袖康有为的重要学术中心。
康有为、梁启超的家乡广东历来是研究戊戌维新的重镇，1988年成立了广东康梁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戊戌变法与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3本论文集。梁启超的家乡新会还出版了《梁启超研究》，不仅积累了研究成果，而且把戊戌维新研究推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学术论坛。广东的戊戌维新研究很有深度，极有特色，其学术走向几乎与祖国的改革开放同步：第一，广东对戊戌维新的研究受到了康梁家乡南海、新会的重视与支持，当地政府出资修复了康有为故居和梁启超故居，并增建了纪念馆，使当地的经济建设充满了文化气息；第二，推动了当代改革与历史改革的对话，甚至与世界近代改革思潮的对话，看到了戊戊维新的世界意义与所处位置；第三，从理论和方法上引进了新的理念与机制，使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交流有了新的论域。在戊戌维新百周年前夕，北京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在香港举行“戊戌维新百周年纪念国际学术会议”，由于来自大陆、港台与海外学者的文化背景不同，研究方法各异，通过交流切磋学问，可以优势互补，有利于对戊戌维新做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研究。
3．成果的多样与积累
戊戊维新研究百年来最重要的成果有：王栻著《维新运动》、黄彰健著《戊戌变法史研究》、汤志钧著《戊戍变法史》、王树槐著《外人与戊戊变法》、孔样吉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吴廷嘉著《戊戌思潮纵横论》，以及新近出版的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等以戊戌维新为研究主题的学术专著。王栻著《维新运动》是中国最早一部全面论述戊戌维新的论著，肯定戊戌维新是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背景下发生的一场爱国救亡运动。汤志钧著(戊戌变法史)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作者的主要学术观念。吴廷嘉著《戊戌思潮纵横论》着重以维新救亡和向西方寻求真理为标志的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并把它概括为“戊戌思潮”，同西方启蒙思潮以及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看法不同的观点，是戊戌维新研究的新收获。王晓秋、尚小明主编的《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则把戊戌维新放在晚清三次改革高潮中进行考察，同时又把戊戌维新放在中西改革的多角度比较中定位，为戊戌维新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野。
对戊戌维新主要角色康、梁的研究相当热烈，通过对他们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维新思潮是条流动的河。仅康有为传记类作品就出现了梁启超的《南海康先生传》、张伯桢的《南海康先生传》、陆乃翔等《康南海先生传》、吴泽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宋云彬的《康有为》、沈云龙的《康有为评传》、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和《康有为评传》、林克光的《革新派巨人康有为》、董士伟的《康有为评传》、何一民的《维新之梦——康有为传》、朱义禄的《康有为评传》、何金彝的《大儒列传康有为》、齐春晓与曲广华的《晚清巨人康有为》、童强的《康有为传》以及邝柏林的《康有为的哲学思想》、陈慧道的《康有为<大同书>研究》、李剑萍的《康有为教育思想研究》等专著。海外学者小野川秀美、原田正已、齐赫文斯基、萧公权、马悦然、闵斗基、崔成哲、费路、巴斯蒂夫人、坂出样伸、竹内弘行、村田雄二郎均有戊戌变法论著问世。研究梁启超的传记类作品有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盂样才的《梁启超传》、李喜所与元青的《梁启超传》、耿云志、崔志海的《梁启超》、钟珍维与万发云的《梁启超思想研究》、易新鼎的《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史》、黄克武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蒋广学的《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和《梁启超评传》、董方奎的《梁启超与护国战争》和《梁启超与立宪政治》、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等专著。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还专门组织日本学者举行“梁启超研究”共同研究班。戊戌维新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每人竟有十部以上的传记、研究专著出现，说明他们的丰富思想矿藏值得发掘研究，继承他们的文化遗产需要更多的学者长时段的努力。这些传记不乏深思力学的上乘之作，但应承认其中也有少数雷同之作与急就之章。
本世纪80年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杰士上书汇录》、《日本变政考》进呈本、《列国政要比较表》以及《波兰分灭记》进呈本，都是康有为戊戌年间奏折与呈书的原件。孔样吉参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处档案和《杰士上书汇录》等原始资料，检校异同，认为《戊戌奏稿》“在许多地方有原则性的改篡，不能反映维新派在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 （注5）。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加进了“制定宪法，立行立宪”的内容，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由开制度局改为开国会，并竭力掩饰他的尊君思想。孔样吉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弄清了康有为刊布《戊戌奏稿》这一学术公案的原委，以康氏多次向清廷上书为主要线索，深入探讨了戊戌维新的曲折进程。陈凤鸣认为：“《戊戌奏稿》所载这五篇奏稿都不是康有为当时呈递的真折，其中有的可能是当时的草稿，或后来根据当时的提纲、摘记等追记重写的，有的则是后来适应新的形势伪作的。” （注6）此说比较客观公允。故宫博物院这批康有为真奏议的发现，不仅廓清了多年来笼罩在《戊戌奏稿》上面的迷雾，而且有力地肯定了康有为维新“杰士”的历史地位。不妨说，《戊戌奏稿》中收录的许多折子反映的大抵是康有为流亡海外时的政治主张，而《杰士上书汇录》才是真实记录康有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的可靠史料。
1．关于戊戌维新的性质
戊戌维新百年研究的第一大论题是，它是不是一场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自从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出“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的命题后，此论风行全国，覆盖一切近代史著。“改良主义——此路不通”，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著名公式。80年代初，学术界结合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一批康有为戊戌奏议与书稿，展开了一场什么是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讨论：有人说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人说既不应称之为“改良主义”，也不应称之为“改良”，而应称之为“改革”；有人说应称之为“维新”、“变法”，甚至称之为“一次非爆发性的、不彻底的、不流血的革命”等等。当然，这场讨论的基调是围绕着戊戌维新的性质是不是一场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展开的。
坚持戊戌维新的性质是改良主义说的学者认为，19世纪末叶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清政府进行某些民主改革，但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局限于少数开明土绅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士大夫圈子里，他们迷信依靠光绪帝推行其改革措施，根本不想推翻封建统治，甚至有防止农民革命的反动企图。“这种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潮流，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就其‘变更’的性质来看，却是改良主义” （注7）。
判定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然后批判凡是改良主义必然软弱、妥协和失败，已不能向人们提供多少新的思考，而在理论上与逻辑上则是一种误导。有的学者追根溯源说，改良主义是一个西方词语，19世纪末叶出现在欧洲，是指工人运动中一种敌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它以不触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基础的枝枝节节改良来代替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所以说，“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 （注8）。有的学者进一步批评说，用改良主义来限制戊戌变法的性质，“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 （注9）。应该指出，中国戊戌维新与欧洲改良主义的历史背景不同，虽然当时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还很幼稚，但它毕竟是代表新的生产力，反映新的生产关系追求，是封建保守势力的对立物，是先进者而不是什么“反革命”，所以不可照搬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概念去硬套戊戌年间的维新派和维新运动，可以认定“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末发动的一次爱国救亡维新运动。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是不妥的” （注10）。这次关于戊戌维新的性质是不是改良主义的论争，打碎了长期压在戊戌维新研究领域里的所谓“改良主义”的桎梏，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思想解放。
2．关于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
第一种见解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是传统的今文经学，其代表作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种见解由来已久，而且流传很广。近年有的学者重申，康有为正是汲取了今文经学“变”的哲学，揉合了“三统”、“三世”说，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认定他“借用儒家今文学说，制造出一套变法维新的理论”。同时利用今文经学“穷变通久”说，论证政治制度的可变性与改革的合理性，并宣布：“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宣传维新变法，已为人所公许”。（注11）
第二种见解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进化论学说，今文经学只不过是这种理论的中国式外衣。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进化论大大地开拓了维新派的眼界，使古老的‘三世’说不再是‘一治一乱’的僵化公式，而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社会进化历程，以此为核心的群学(社会学)也就成为维新派组织力量、革新社会政治的实施学理” （注12）在研究戊戌维新史时，适当地肯定维新派利用今文经学发动改革运动的时代价值和文化意义，是为了说明他们的思想必然受到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必然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事实上，今文经学与进化论分属两个不同的思想范畴，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虽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仍然是去完成对封建蒙昧主义的自我批判，而维新派学习和吸取的西方进化论学说，则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理论规范和思维方式。所以说，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但骨子里是运用进化论向旧事物挑战。
第三种见解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已越过了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河流，而走向“全变”进化论的新岸。中国学术界几乎异口同声地把康有为的进化论称为“庸俗进化论”，因为他主张循序渐进，反对超跃躐等。近年有的学者指出，康有为确实受过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但“从其哲学理论和政治实践判断，他主张渐进，但不反对飞跃，他从局部改革入手，最终走向全变的震憾” （注13）。应该承认，在“学问饥荒”的戊戌年间，西方创造的各种理论是“师范”，中国人是学习和接受这些理论的“学生”，维新派既无时间亦无能力分辨进化论的各种流派，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难免出现饥不择食、生吞活剥的弊病，反映出维新理论的苍白与无奈。
3．关于戊戌维新的政治纲领
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育不够充分，因而反映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戊戌维新具有不可避免的政治迷失和理论缺陷。但是维新派通过著书立说、上书言事，努力学习西方的政治规范，逐渐凸显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关于戊戌维新的政治纲领，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意见认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顽固派、洋务派的封建统治，主张通过改革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戊戌维新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 （注14）。这个政治纲领包括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内容，以及强烈反对封建主义对民族工商业的束缚，要求改革官僚制度，实行君主立宪，确立“以商立国”、“定为工国”的方针，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具有一定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
第二种意见认为，“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是维新派三位一体的政治纲领。不过，从时间上又断定这是戊戌“百日维新”之前的政治纲领。“百日维新”期间，“改良派一争取到接近皇帝的机会，马上就把自己的政治纲领抛到一边去了。他们在实行立宪政体的问题上，先亲手与洋务派划分界线，然后又亲手消灭了彼此间的界线”。批评维新派这种背弃自己政治纲领的“动摇、变节、倒退”行为，不仅使“一些不合实际的溢美之论，固然站不住脚，那场运动中，以前认为具有光泽的部分，现在看来，也未免黯然失色”。（注15）
第三种意见认为，上述维新派“背弃”政治纲领说有失公允，判定维新派一以贯之的政治纲领是“革弊政，变成法，去尊隔，通下情，改官制” （注16）。主要论点有：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之前并未提出过“兴民权、设议院、定宪法”的政治纲领，因而谈不上“背弃”与“倒退”；维新派主张、“议院”既不可禁开，又不可速开，而只能待于“民智”，赖于“君权”；康有为提出“立制度局以议宪法”，是维新派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和实质所在，是前进不是“后退”；维新派主张“君权变法”是一种政治操作方式，不等于“尊君权”，更有别于“皇权主义”。
第四种意见认为，上述第三种意见也值得商榷，而把戊戌维新的政治纲领概括为“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 （注17）。主要论点有：“议郎”制虽然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议院”，也绝非仅仅“通下情的工具”，而是近代议院的初阶；“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具有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含义，因此把它视为戊戌维新政治纲领更为贴切；维新派把“开国会、定宪法”转换为“开制度局以议宪法”，只是在实行立宪步骤的迟速上有所不同，不可说他们“背弃”了自己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不提开议院而主张开制度局，是受到阶级政治力量不足的条件限制，而不是走进了对议院认识越深越认为中国不能开议院的思维误区。
所谓戊戌维新政治纲领，是后人从政治学角度对维新派政治主张的综合与概括。以上四种观点各有见识，在互相商榷中进行否定之否定，推进了对戊戌维新政治纲领把握的科学度。
4．关于《大同书》的性质
1955年，李泽厚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文，对当时学术界关于《大同书》性质的各种歧见提出质疑，认为《大同书》的内容和特色是“它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比较集中和没有掩盖地表达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以《文史哲》为阵地，关于《大同书》性质问题的争论。以汤志钧为一方，以李泽厚、张玉田、林克光为另一方，展开了有针对性的学术争鸣。主要分歧在于：汤志钧不同意李泽厚的“进步”说，认为该书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氏晚年“麻痹群众”、“反对民族民主革命”、“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 （注18）。李泽厚在回答汤志钧的论文中反驳说，汤志钧不去具体地研究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及其与当时社会历史情况的真正的内部联系，而仅凭借考证作品的写作年代来想当然地判定其价值和作用，这种研究和论证的方法是很不妥当的；接着用大量事实说明汤志钧的考证也是站不住脚的，批评汤志钧断定《大同书》写在190l一1902年因而代表一种反对革命的反动思想是臆断妄说，并表示坚决不同意汤志钧认为《大同书》之作是为了“麻痹群众”、“反对革命”。（注19）这场争论的双方都本着自由争鸣的学术规则，有问有答，反复争论，但并末取得共识。
到了80年代，这场争论仍余波荡漾，陈慧道写了与汤志钧商榷的文章，不同意汤志钧关于《大同书》“只是以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蓝本”的说法，认为“《大同书》所设想的‘大同’世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与资本主义社会有天壤之别的、纯粹空想的、最美妙的社会，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 （注20）。笔者也写过一篇小文章参加讨论，引起了早年受过《大同书》影响的越南革命家黄文欢的关注，他赋诗评论说：“南海先生说大同，忧时悯世尽由衷；莫因失误加低贬，进步精神贯始终。” （注21）此等评论，立一代学者风范。世界各国学者，如美国的汤普森、前苏联的齐赫文斯基、瑞典的马悦然都撰文把《大同书》与《共产党宣言》进行比较研究。萧公权说：“他的乌托邦构想极具想象力与挑战性，他足列世界上伟大乌托邦思想家之林。” （注22）
5．关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
对康有为历史地位的评价是戊戌维新研究领域分歧最大、争议最多的问题。戊戌年间对康有为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崇拜他的人呼之为“康圣人”，是“一佛出世”；康氏流亡海外后，成立保皇会与革命派论战，民国初年又参加“丁巳复辟”，被定为拉车向后的“复辟的祖师”。因此，对他历史地位的评价，迄今仍争议不休。
一种意见认为，甲午战争后中国政治上有三党：守旧党(后党)、中立党(维新派)、革命党(兴中会)。康有为是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介于顽固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从康有为的阶级属性分析，他正处在从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处在从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向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转化的过程中，他主张进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客观上正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应当把他称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而且断定“他的思想的黄金时代在前期而不在后期”。（注23）
另一种意见认为，以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为分界线，断言他在革命高潮尚未掀起以前，反映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有重要贡献；但等到戊戌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兴起，他的思想仍停留在原位上，拉车向后，日趋堕落，沦为封建余孽，成了“由好变坏”的典型。论者指出：“一个主张维新的人，成为封建余孽；一个在海外起过影响的会，成为反动团体。恰恰说明近代中国发展迅速，不断前进，如果有人对旧思想有所留恋，甚至还妄想一逞，那么，时代的巨轮对落后是无情的。” （注24）
还有一种意见，既不同意称康有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也不同意把康有为分割为前后两个阶段，视为“由好变坏”的典型，而以“一个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定位。有的学者指出：“他在戊戌后的长期海外生活里还为中国的再造作了新的建设性的思考，尝试拟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还不能设想的成系统的计划。” （注25）戊戌后康有为走向世界，以其亲身的感受和独特的思维方式，直接对西方世界进行观察与思考，并以西方富强之术为参照系，撰写了《物质救国论》和《理财救国论》，对物质与社会生产力进行了经济学意义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使他的思想更具有开放性、现代性和世界性。总其一生，康有为不无缺点与错误，但他是近代中国一代改革思想家、伟大的爱国者和旧民主主义先行者，则是确定无疑的。
注释：
（注1）翦伯赞：《戊戌变法序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57。
（注2）孟世杰编著《中国近代史》第1册，第1页，华泰印书馆，天津，1925。
（注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96、300、30l、305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55。
（注4）张灏：《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第22页。
（注5）孔祥吉：《康有为对戊戊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1982年6月15日《人民日报》。
（注6）陈风呜：《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2期。
（注7）汤志钧：《戊戌变法与改良主义》，《学术月刊》1982年第2期。
（注8）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和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注9）叶林生：《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吗?》，1980年7月10日(人民日报)。
（注10）金德群：《戊戌变法不是改良主义》，1980年7月18日《文汇报》。
（注11）汤志钧：《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
（注12）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注13）何金彝：(康有为的全变思想和创造进化论)，《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注14）刘仁达：(戊戊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
（注15）刘大年：《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注16）宋德华：《戊戌维新派政治纲领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注17）房德邻：《维新派政治纲领的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注18）汤志钧：《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文史哲》1957年第1期。
（注19）李泽厚：《“大同书”的评价问题与写作年代》，《文史哲》1957年第9期。
（注20）陈慧道：《论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1期。
（注21）黄文欢：《读马洪林同志评<大同书>有感》，1987年9月21日《人民日报》。
（注22）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第42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7年。
（注23）蔡尚思：《康有为黄金时代的思想体系和评价》，《学术月刊》1963年第9期。
（注24）汤志钧：《论康有为和保皇会》，《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注25）徐高阮：《戊戌后的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大纲》，《学术研究》1988年第l期。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原载于《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