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茬再，1898年发生的戊戌维新已掠过百年时空，似乎人们因离历史事件越远，对它更有冷静的理性认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历史上的改革事件也青眼相看，尤其近20年来，学术界对戊戌维新史的研究，已成为近代史研究饶有兴味的热点，包括戊戌维新的性质和历史地位、维新思潮的兴起与传播、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戊戌维新与科技教育、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关系、维新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戊戌政变的考证等，新意迭见，史裁别出，而最有认知深度和学术价值的有：
认识戊戌维新、研究戊戌维新和评论戊戌维新的首要问题，是正确解释它的思想实质。但是翻阅有关中国近代史论著，戊戌维新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似乎已成定论。“改良主义——此路不通”，也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公式。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识沦的深化，人们对这一公式进行了反思与重评。80年代初，学术界结合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一批康有为奏议与书稿，展开了一场什么是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讨论。有人认为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人认为既不应称之为“改良主义”，也不应称之为“改良”，而应称为“改革”；还有人认为应称之为“维新”、“变法”，甚至称之为“一次非爆发性的、不彻底的、不流血的革命”等等。当然这场讨论的基调是围绕戊戌维新的性质是不是一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展开的。坚持戊戌维新的性质是改良主义说的学者认为，在19世纪末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形成，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国家独立，要求保护工商业，要求清政府作某些民主改革，但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局限于少数开明士绅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士大夫圈于里，他们迷信依靠光绪推行其改革措施，根本不想推翻封建统治，更不想改变封建统治的基础，甚至有防止农民革命的反动企图，“这种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潮流，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就其‘变更’的性质来看，却是改良主义”(汤志钧：《戊戌变法与改良主义》，《学术月刊》1982年策l期)。因为维新派对挽救民族的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两个问题，没有作出正确的回答，所以“百日维新”的失败，也就“宣告了改良主义的破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国近代史稿》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学者著文指出，“中国史学界一般承认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性质，但认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作用。至于为什么本质上反动的改良主义会起进步作用，则缺乏充分的理论说明。”(李时岳：《戊戌变法历史评价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3年第6期)。显然，把戊戌维新称为“改良主义运动”，把戊戌维新的参加者称为“改良派”是一种贬意的政治定性，而把这段历史称之为“维新运动史“，把主张改革的人称作“维新派”，既有实事求是的历史感，也有利于扩大研究领域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
判定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性质运动，然后批判它的软弱、妥协和必然失败，已不能向人们提供多少新的思考，而在理论上与逻辑上则是一种误导。有的学者·追根溯源说，改良主义是西方词语，19世纪末叶出现在欧洲，是指工人运动中一种敌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它以不触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基础的枝枝节节改良来代替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所以说“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和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有的学者进一步论证说，用改良主义来限定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叶林生：《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吗?》)，《人民日报》1980年7月10日)。因为戊戌维新与欧洲改良主义不同，虽然当时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还很幼稚，但它毕竟是代表新的生产力，反映新的生产关系追求，是封建保守势力的对立物，是先进者而不是什么“反革命”，所以不可照搬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概念去套戊戌年间的维新派和维新运动，认定“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发动的一次爱国救亡维新运动。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是不妥的”（金德群：《戊戌变法不是改良主义》，《文汇报》1980年7月18日)。从戊戌维新被封建清政府血腥镇压，证明它显然不属于那种维护旧制度的改良主义范畴。如果一定要找出这期间的改良主义代表人物，那么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辈，以及帝党官僚诸人倒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种意见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是今文经学，其代表作是康有为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种见解由来已久，而且覆盖面很广。近年有的学者发表文章，论证康有为正是汲取了今文经学“变”的哲学，揉合了“三统”、“三世“学说，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肯定他“借用儒家今文学说，制造出一套变法维新的理论”(汤志钧：《康有为和今文经学》，《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页)。这个理论是维新派在中国民族危机严重、清朝统治腐朽的情况卞，借助儒家今文经学以议政；同时利用今文经学“穷变通久”论，论证政治制度的可变性与改革的合理性，并宣布：“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宣传变法，已为人所公许。”(汤志钧：《重沦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
第二种意见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进化论学说，今文经学只不过是这种理论的外衣。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进化论大大地开拓了维新派的眼界，使古老的三世说不再是：‘一治一乱’的僵化公式，而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社会进化过程，以此为核心的群学(社会学)也就成为维新派组织力量、革新社会政治的实施学理。”(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在研究戊戌维新史时，适当地肯定维新派利用今文经学发动维新运动的时代价值和文化意义，是为了说明他们的思想必然受到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必然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事实上，今文经学和进化论分属两个不同的思想范畴，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虽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仍然是完成对封建蒙昧主义的自我批判，充其量不过是传统儒学的自我完善，而维新派学习和吸取的西方进化论和社会学说，则是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规范和思维方式。他们请出古圣先贤的亡灵，利用今文经学的一些古色古香的名词，如“据乱”、“升平”(小康)、“太平”(大同)等，把它们推演成为封建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和民主共和时代，不过是为了穿上古人的服装，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便于演出有声有色的时代活剧。所以说，“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但骨子里是运用进化论向旧事物挑战”(马洪林：《对<公车上书>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1995年4月24日)。今文经学是一种儒家学术流派，已存在了近两千年，如果不是维新派给它注入了进化论的精髓，就不会成为维新运动的催化剂。所队在戊戌维新理论基础中，今文经学是“流”，而进化论才是其思想理论之“源”。
第三种意见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已越过了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河流，而走向“全变”进化沦的新岸。我国学术界几乎异口同声地把康有为的进化论称为“庸俗进化论”，因为他主张循序渐进，反对突飞猛进。近年有的学者指出，康有为确实受过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但“从其哲学理论和政治实践判断，他主张渐进，但不反对飞跃，他从局部改革人手，最终走向全变的震撼”(何金彝：《康有为的全变思想和创造进化论》，《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并把这种“全变”论与庸俗进化论加以区别：(1)斯宾塞认为社会进化是平稳过渡，不容许有意识的“干预”，维新派虽然不赞成暴力革命，却主张用变革的推力“干预”社会的进程，有意识地进行“加速”活动；(2)斯宾塞提倡社会进化是“生活逐步改善”的哲学，而维新派认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不仅仅是“生活逐步改善”，首先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善和进步；(3)斯宾塞认为社会进步不是直线的而是分散的平面运动，而维新派主张在全变基础上推进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综合进化，已超越分散的各自独立的庸俗进化思想。应该说，在“学问饥荒”的戊戌年间，西方创造的各种理论是“师资”，中国人是学习接受变通应用的“学生”，维新派既无时间亦无能力分辨进化论各种流派，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反映出维新理论的苍白和无力。
关于戊戌维新的政治纲领，我国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解释。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育不够充分，因而反映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戊戌维新具有不可避免的政治迷失和理论缺陷。但是维新派通过著书立说、上书言事，努力学习西方的政治规范，逐渐凸显出自己的政治纲领。随着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一批康有为戊戌奏议和书稿原件，我国学界对戊戊维新的政治纲领，又有较深入的探讨。
第一种意见认为，“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是维新派三位一体的政治纲领。断定维新派主张“必须开国会、行宪法，坚定不移，毫无含糊之处”。不过，在研究了故宫博物院新发现的材料之后，认定“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是戊戌“百日维新”之前的政治纲领。“百日维新”期间，“改良派一争取到接近皇帝的机会，马上就把自己的政治纲领抛到一边去了。他们在实行立宪政体的问题上，先亲手与洋务派划分界线，然后又亲手消灭了彼此间的界线”(刘大年：《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一直“后退”到在宫廷开制度局，批评这是维新派的“动摇、变节、倒退”行为。维新派这种“背弃”自己政治纲领的行动，不仅使“一些不合实际的溢美之论，固然占不住脚，那场运动中，以前被认为具有光泽的部分，现在看来，也未免黯然失色”(刘大年：《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第二种意见，不同意“背弃”“倒退”说，认为维新派一以贯之的政治纲领是“革弊政，变成法，去尊隔，通下情，改官制”(宋德华：《戊戌维新政治纲领再探讨》，《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主要论点有：(1)从维新派议院观的演变发展过程，认为维新派主张“议院”既不可禁开，又不可速开，而只能待于“民智”，赖于‘君权”，这就是维新派在“议院”问题上所表现的矛盾态度；(2)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至第五书，以及《日本变政考》的内容分析，说明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之前并末提出过“兴民权，设议院，定宪法”的政治纲领，因而也就谈不上“背弃”与“倒退”了；(3)认为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的“开制度局而定宪法”，是维新派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和实质所在，是维新派政治纲领的重要进步；(4)维新派主张“君权变法”不等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尊君权”，而是维新派的一种政治操作方式，企图说服君主按维新派意志变法，有别于“皇权主义”。
第三种意见，把戊戌维新政治纲领概括为“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房想邻：《维新派政治纲领的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而对上述第二种意见进行商榷，主要论点有：(1)从维新派设议院的“成员产生”、“职责和作用”、”渊源”等方面分析，认为“议郎”制虽然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议院”，也绝非仅仅“通下情的工具”，而是近代君主立宪政体中的议院初阶；(2)在维新派提出的众多变法议案中，至为重要的莫过于“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的主张，因为它具有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含义，因此把它视为维新派的政治纲领比“革弊政，变成法，去尊隔，通下情，改官制”更为贴切；(3)在“百日维新”前夕，维新派把“开国会，定宪法”转换为“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二者只是在实行立宪步骤的迟速上有所不同，但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的基本政治目标没有改变，因此不能说他们”背弃”了自己的政治纲领；(4)认为维新派不提设议院而主张开制度局，是受到阶级力量不足的条件限制，受到国际政治形势与民族危机程度左右，以及维新派的沉浮处境有关，而不是走进了对议院认识越深越认为中国不能开议院的思维误区。所谓戊戌维新政治纲领，是后人从政治学角度对维新派政治主张的综合与概括。以上三种观点各有见地，在互相商榷中进行否定之否定，推进了对戊戌维新政治纲领认识的深化。
戊戌维新已是凝固的过去，但如果从历史遗产的角度去审视就会发现它的历史价值，如果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它的文化价值，如果从经济构想的角度去探索就会发现它的时代价值。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学者们抛开那些争论不休的歧见，转换视角，更新观念，从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主题切入，重新认识戊戌维新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使戊戌维新史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思维走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
从近代民族觉醒的角度看戊戌维新。许多论著在谈到戊戌维新的积极意义时，都承认它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但最集中论述这一问题的是杨立强《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关于戊戌变法评价的若干问题》(《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一文，他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分析入手，认为戊戊维新历史是当时尚处于在野的、无权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向内外反动势力争权利、求生存的斗争，也是以这个阶级为首领的中华民族反对列强瓜分，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次尝试。它不仅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而且教育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学风和文风。这场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带有一定群众性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变革运动，是民族觉醒的—块里程碑。
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看戊戌维新。宋德华、刘圣宣在《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化》(《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中，对1988年在广东召开的以“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进行了全面的综述与评论，而张江明、丁宝兰、徐光仁、黄明同在《戊戌维新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首次尝试》（《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中，则全面展开了论述。他们认为，近代化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所有开化的半开化的民族和国家在其历史上都追求过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由于历史的条件和机遇不同，有的近代化成功了，有的近代化失败了。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向西方寻找真理，力争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实际上就是追求中国的近代化。从近代化思潮发展的阶段上看，戊戌维新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近代化的纲领和措施，有力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沦结构。
从近代思想启蒙的角度看戊戊维新。陈旭麓《“戊戌”与启蒙》(《学术月刊》1988年第16期)、金冲及《救亡唤起启蒙)(《人民日报》1988年12月5日)等论文，以激扬的文字论述了戊戌维新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起点及其特征和意义。戊戌启蒙的核心内容是“开民智”、“开绅智”和“开官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是当时的启蒙导师，香港、上海是当时了解世界的启蒙窗口，粱启超《西学书目表》和康有为《日本书目志》所收录的书籍也是当时的启蒙教科书，可以说戊戌维新在思想文化上的启蒙意义比政治变革的意义更为久远。
从近代文化史的角度看戊戊维新。李侃《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龚书铎《戊戌新文化运动述赂》(《光明日报》1983年8月24日)概述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渊源、内涵、特征和影响，认为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从此进入了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维新派办学堂、设报馆、立学会，在哲学上提倡进化论，在文学上提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创造新文体，在史学上提倡“新史学”，以新思想、新内容、新风格、新形式营造出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认为戊戌维新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它在政治、经济领城中的作甩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