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表面上大家还能保持相当的礼貌，可是实际上的朝局，已分出帝后二党,
各有水火不能相容的局势。太后本是一个很能干厉害的人，到了政权不
能不交还光绪帝的时候，心里本不愿意，很是勉强，存了一种试不好再来垂帘不迟的想
头。光绪帝人是好人，可惜没有多大才干，一到执到了政权，就非闲散时可比；好象鸟
出了笼，鱼得了水，很想做出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来。其时外边政局的重心，完全集中于
北洋大臣李鸿章，而帝则惟师傅翁公之言听计从。翁、李隐然是两派的首领，后面是帝
后的背景；而二派的谋臣策士，更推波助澜，各拥其主，俞趋俞异，俞争俞烈。这时李
公掌握兵马大权，本人很晓得丁汝昌的海军不中用，和日本人不能战；假使战败了下来
的议和外交，又要他去当冲。有这几层原因，所以他不主张决战，而嘴里的理由说法又
不能拿心事和盘托出。
翁公一方面是清流的领袖，看日本人凶蛮骄横，愤恨得很，一点也能够再忍；但是
海军有点靠不住，能战胜的见解，也是有的。可是兵是李公带的，兵船也是他管的；那末，他应该负起这种绝大的战的责任，和战胜的责任。所以当时一定要战的权操之于朝
内；而一战决不讨好的事实，李公看得最清楚。二派既然各趋极端，所以一战的结果，
是丧师赔款割地，所有战败国的羞辱，没有一件不完全了。本来一国内不能相容的二派，
拿对外的出入来做政争的工具和认为绝好的机会，是一件再危险也没有的事，如果二派
当时都有了近代政治上的常识，碰到国家这种重大的事变，大家向来恶感冲突的地方，
摆在一边，推开诚心，权衡事实，以整个国家利害为前提，那结果决不会糟到这地步。
（第一节中日战争）
我上边不是说过那时的朝局，有帝后两派么？在光绪二十四年以前，这种情形，虽
然看得很明白，但是翁公还是个老成持重的人，表面上还可以维持相安的局面。等到恭
王一死，小人渐渐出头擅起权来，在太后那一方面，就要排斥翁公，使帝党孤立；在帝
这一方面，此时已经怀了变政的决心，觉得翁公过于持重，常常掣他的肘，心上也不愿
意。所以太后既要去翁，他也无可无不可。那晓得翁公一走，太后防范进攻的计划，愈
加的周密；而帝的左右一班想用激烈雷霆式的手段来变法的人，也一天一天紧紧的包围
上来，还进一步离间人家的母子。帝见了这班忠心耿耿的人，新奇有胆的条陈，不知不
觉就卷到旋涡里边。那班变法的人，又没有审慎审慎的考虑，究竟当时的实权在那里？
拿兵权的重臣究竟信从那一边？也等不及布置周妥，专仗了意气用事，那晓得结果是杀
的杀，逃的逃，还幽禁了光绪帝，造成了太后求之不得的二次垂帘锤炼垂帘。这种牺牲，
真不值得！本来太后方的人，都是一般权奸大猾；帝方的人，都是一班鲁莽率真的新官。
那成败的结果早就可以料到。那时颇传说康有为是翁公引进的，其实完全不对；我们看
翁公当时及后来的两段日记，都可以证明了。
《……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
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戊戌四月初七日）》
《新闻报记十八日谕旨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为翁同龢引荐，有为其才百倍于臣之
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
猖狂至此，而转以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己亥十一月廿一日）
据说当光绪帝向翁公索康书的时候，光绪帝听到翁公“此人居心叵测”一句话，就
问道：“何谓叵测？”翁公答：“叵测即不可测也。”这种情形是翁公亲告我父（张謇）
，我父亲告我（张孝若）的。
看这两段的记载，就晓得翁公对康着实不满，已决无引进的道理。那时又传说我父
亲是预闻康等变法的举动，其实也不然。在光绪十五年我父亲到京的时候，康也在京，
其时相识，很有往来，康并且还做了好几首诗送给我父亲，表示他的钦迟。但是我父看
了康的居处见客，排场很大，意气过嫌豪放，不大平正，心里很不赞成；所以他尽管送
诗我父都没有回答。到了光绪二十一年的十月，我父在通接到梁公鼎芬从南京发来一个
电报，因为组织强学会，要我父加入，强学会是中国第一个公开的集会。那个电文是：
“南通张状元：现与中弢长素诸君子在沪开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南皮主之；
刊布公启，必欲得大名，共办此事，以雪国耻；望速复。鼎芬蒸。（十月十九日夜九时
到）”
我查看光绪二十四年我父在京的日记；那时已经听说康等有不很审慎的变法，我父
不赞同这种轻举，所以见面也曾竭力劝过；既然劝过，自然不会预闻他们的策划，他们
也当然不引我父为同志。当时恭王一死，我父即料定朝局将大变，等到翁公开缺回籍的
上谕下来以后，更觉得大难立至，就去见翁公引了朱子答廖子晦的话，劝他赶速的走；
我父所以引朱子这段话的意思，指些什么人，当然很容易明白。……
翁公在那月十三日就动身回常熟老家，我父六月初七一跟了回通州。以后几个月的
离奇变幻的朝局，事实上与他二人，毫不相关。并且大家晓得翁公是痛恨康等的人，我
父与康也并不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然而到了十月间还故意办翁公革职永不叙用的罪名，
后来也还有人要将我父攀诬在内；这不是“君子不失为君子，小人不失为小人”么？这
也可见得当时朝局只管排斥异己，暗无天日了！
后来我父有一篇诗序，讲到那时的情况，和后来的感慨。
“文恭公与侍郎皆制举时座师，文字因缘，进于道义，期待之深，良非恒泛，海内
多知之者。刚毅当光绪之季，两宫失欢，时以翁汪为帝党，力主仇外，结连端荣，假势
匪团，骈诛徐、联、袁、许、诸人，后又造为翁门六子之谣，冀以尽除以及六子以侍郎
为首，中有志锐、文廷式、某某，余最后；诬余虽不在京，而隐为敌，且与康有为、梁
启超有关也。自京而鄂而苏，谣颇盛。会联军入，刚毅辈伏法而熄，今手扎中似隐语者，
亦见当时二公抑畏之甚也。”（第二节戊戌变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