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月伦顿国家温故报录左治安君所论中国皇帝维新之事，始自皇帝被迫盖玺于中东和约之日；论及西后夺政之事，人多谓因皇帝行新政过速所致，倘若果属因此，西后必以此明告天下，惟历观其所降旨意，并未提及此言，实则其所为者为私见也。
皇帝新政之行，其形迹似甚急，三十年前西人亦以此责日本有不测之祸。是以当时日本之新政令，或以满屋纸牌见称，或以一层微装饰见笑，不知亚洲自有亚洲之法，行亚洲之事，姑无论其强邻逼处，势不容缓。即此中国二千年来之弊政，积重难返，如沙泥之团结河道，苟不以猛流激之，河道何由而通？
今之政权归于旧党之手，料无维新之机，但以我英而论，尚可助彼维新，我外部衙门，可递一国书与中朝，痛陈中国之危，力请归政光绪君，复行上年新政之令，并宜通知美、日两国，同时上此式国书，三国合力如此，西后虽顽，未必敢逃公道，或可不复阻挠新政。皇帝既复其位，自必召还各逋臣，并请外国精明之士为客卿，则不难振起老睡之国，彼之国权不失，我之商利亦不失，自然化却许多难案，然则我一角书之劳，亦何惮而不为哉？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一日知新报第一○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