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1949年10月6日《新建设》杂志一卷三期，《新建设》编者：“张菊老是参加戊戌变法硕果仅存之一人，故镌有图章一枚，内刊“戊戌党锢孑遗”六字，兹以八三高龄，远道来京，参加人民政协，本社（新建设杂志社）视为难得之机会，特请回忆前事，由北大同学三人前往访问，细心记录，并将记录稿送请审阅，以求准确。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提到康有为等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们在当时的确是先进者。菊老这里所讲的很多是书本未见的材料，我们郑重商请详细纪录，亦正为中国史料增加这极可珍视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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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外间风声甚紧。时日本伊藤博文到北京来，因为他是日本名人，我们学堂的同学想去见见他，伊藤答应接待。初六日我们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去见他，当时还不知道政变的事。伊藤对我们说：“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的。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
伊藤已经知道政变的事，他不好明说，所以说出这一段含蓄的话。
我们由上海使馆出来，就听到西太后由颐和园回宫政变发生的消息。初六日西太后垂帘诏下，初八日大家庆贺她垂帘，初九日逮捕康广仁等六人。康有为在政变之前先已得到消息，由英国人李提摩太护送他出京，当日南海会馆被围，但抓不到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由日本人带他出走。康有为到天津后马上坐英国船逃走，西太后命荣禄派飞鹰军舰去追，没有追到。梁启超由日本人送他到塘沽上船，荣禄派王修植（字苑生，北洋候补道，北洋学堂总办）追梁，有人说王头脑很新，对西太后不满，荣禄所以派他去追，意在放走梁启超，因为荣禄是个狡猾的人，惯于两面讨好。但此说不能证实。王修植曾经上船检查，时梁启超已剪去发辫，改穿日本和服，王虽认识他，但不欲道破，敷衍一番即离去，后梁逃亡日本。
被捕的六君子，上谕交刑部严刑审讯，十三日绑赴骡马市大街处以死刑。杨崇伊的儿子也是通艺学堂的学生，他跑来告诉我，看他面有喜色，不知是何居心。那时天天抓人，学士徐致靖，尚书李端棻，户部侍郎张荫桓等均下狱。杀了几个人之后就没有再杀了，但外间谣传还要大批杀人。李端棻和张荫桓先后充军到新疆迪化，到义和团事变时，西太后下诏把他处死。政变后陆续被革职的有数十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侍讲学士文廷式等均在内。
当时我仍在总理衙门，两天一班，时外间谣言甚炽，说要大批抓人，但我照常值班，静候逮捕。到八月二十三日，王锡蕃、李岳瑞和我同被革职，永不叙用。于是我就将通艺学堂结束了，把校产造册交给京师大学堂。
政变发生后，我去见李鸿章，对他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因此我也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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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史氏注：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进士，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充总署章京。办通艺学堂，得光绪亲自接见鼓励。戊戌政变后，革职，于是到上海主持商务印书馆。《返回》